香港脱险寄宽恕两儿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梁漱溟 本章:香港脱险寄宽恕两儿

    第三辑 我的主要经历

    第56节 香港脱险寄宽恕两儿(1)

    一、离港

    我已于1月26日到达梧州,现在可以将从香港脱险的经过告诉你们。

    香港战事于12月25日结束,我同几个朋友隐蔽在西环一间小学的教室里,且觇日军动静如何,准备走出香港。但急切间得不到什么好办法,直至1月10日始得离港北来。

    这是起身头一天方决定的。承一位朋友的好意通知我们,说是有一只小帆船明天开往澳门,船主曾向日军行过贿,或可避免查问。船费每人港币六十元,此友已预定五个人的位子。我们当下付过钱,约定次日天明于某处见面,有人领我们下船,并嘱咐我们改换装束,少带行李。

    我们同行朋友计五人:陈君、陆君、范君夫妇和我。五人皆改成工人或小商贩的装束,自携行李(都是小件的),随着引路人,自中环急步,向香港仔下船。这是一段约二十华里的路程,在久不走路的我,竟感到异常吃力,周身是汗,两脚生痛,走到末了,一跛一拐,几乎不能再走。路上还承友人相助,代携行李,方勉强到达。不过还好的是我气不喘,心不慌。

    船甚小,宽约一丈,长约三丈二尺,却有三挂帆。我真没想到这样小船可以航海。由香港仔驶出时,从海面看见有被凿沉的轮舰十数艘堵塞海口,如其不是这小船怕亦驶出不得呢!

    二、到澳门

    船行全赖风帆之力。风若不顺,或无风,那便走不动。所以一时风力好,则船上人都色然而喜;一时无风,便人心沉闷,都说今天到不了澳门。大体上那一天早晚都有风的,但不十分顺风,所以晕船的人颇多。而中间亦有一段没风的沉闷期。同行友人或则呕吐,或则眩晕难支,频频服止呕药。只有我一个人不感觉什么,一切如常。范君等皆以为讶。

    在途中曾遇有敌机盘旋而过,又有敌艇自远驶来,好似追我们的。船上水手和客人均慌起来,各自将珍贵财物掩藏。实则始终没有碰到敌人,或伪军土匪。我们一路无事,于夜晚十时,便在澳门登陆。

    澳门政权属于葡萄牙,而此时则全在敌军控制之下。我们登岸入旅馆,便见很多说日本话的朝鲜人,且传说敌军将接收澳门的警察权。我们到澳门还希望有轮船去广州湾,但轮船皆被敌人扣住不许开。有一次日本领事签字许开了,而他们海军方面又不许,到底不得开。我们因旅馆耳目太多,且不好久居,承澳门朋友冯、柯两先生帮忙,移居到一间空房内,慢慢设法离澳。

    此时澳门已甚恐慌。粮食来源不足。米、盐、油、糖,四项皆政府公卖,非有居民证不能买。(所以我们皆靠冯祝万先生送来米吃。)各商家皆预备结束,市民多半要走。而香港跑来澳门的人亦一天比一天多,都是要再走的。这样多的人要走,而可走的路却不多。第一是没有轮船,只有渔船或使帆的小货船;而海上多盗,谁亦不敢走。只有循石岐向内地走的一法。那却要经过敌人几道检查,才得通过。首先要在澳门的敌人机关缴相片,领取通行证、良民证,手续甚繁。澳门市民多走此路。香港来的人走此路者亦不少。我们几个朋友则不愿办这些手续,亦不愿经过沿路检查,只得另想办法。

    最后想的办法,还是小船飘海,直奔自由中国的都斛(属台山县)。此路因海上多盗,无人敢走。但我们则因有友人介绍得识海上豪杰吴发君。他逞豪海上多年,人称“吴发仔”的便是。他的势力范围在三灶岛、横琴岛、大小榄一带等处。抗战以来,敌人要夺取三灶岛为空军根据地,他便与敌人抗拒,苦战多次,曾受政府收编,担任游击工作。因他本人即是三灶岛上的人,家族亲故皆在岛上。岛上居民共一万二三千人,全被敌人屠杀赶走,失去生活依据。所以他与敌人是永不妥协的。直到现在,还有几千义民跟随他在澳门附近荒岛野山上砍柴为生,我们皆曾眼见。至于他们的抗日战绩,前一二年的香港澳门报纸亦不少揭载的。此番他知道我们是文化界的人要返国,他愿护送我们到都斛。同时托我们将他抗日的赤诚,部队的苦况,义民的流离,向政府代为申诉,请求设法接济和救济。

    三、再度飘海

    在17日的下午,吴发仔派人引我们乘渡船先到路环。——这是距澳门不远的一个地方。三灶岛的义民逃难在此的便不少。而吴的部下实际亦都是他们的族中子弟,他们都称呼他“发叔”。部队并没省政府发的饷项,要靠护航为生。就是将内地所需货物如汽油棉纱等包运到都斛,收些护运之费。这种生意每个月亦只有阴历二十五至初五的十天内能做。因为这十天没有月亮,在漆黑的夜间才得避免被敌人发现。白天和月光下都是不方便的。1月17日这天正好是阴历十二月初一,就乘他们运棉纱的便船送我们走。

    黄昏时候,吃完晚饭,大家下船,船共五只,虽有大有小,亦差不甚多。记得我乘的一只,约六尺宽,三丈长,无篷,一挂帆而已。原说我们五人分乘五船。因为船太窄小,而驶船的人一船却有八九个,还不时往来行动。所以只能在满载的棉纱包上面近舵之一端,侧身卧一客人,再多,便不免妨碍驶船。后来因为范太太觉得黑夜孤身一个害怕,许他们夫妇同船。我及陈、陆二君则各人一船。已经分别开行了,忽然陆君一船向我船赶来,说是他们发觉我不能粤语,怕途中万一有事不好应付,特地要我与善粤语的陈君同一船。迁换既定,扬帆各去,昏暗中彼此皆看不见了。

    此夜风向甚顺,我们仰卧着看天上星斗,船在静静中如箭一般的驶去。不意后半夜风向忽变,风浪甚大,小船颠荡欲覆,浪水直泼向船内,溅入鼻口;衣服尽湿更不待说了。好在船行多在群岛之间,所以不久便依泊于一小荒岛上。候至天明日出,将衣服曝在太阳下,人亦烧柴取暖。船上带有米粮菜蔬,但遍觅岛上无淡水可得,只好用海水煮饭。我素有耐饥本领,啜一小碗而已。饭罢,就仰卧沙滩之上,阳光之下。除海潮声外,寂无所闻。直待到天色昏暗,方又扬帆而去。——此为18日事。

    船行顺利,是夜便到都斛。但还不是都斛市镇,是其海口,地名东口。耳闻隔船语声,知范君夫妇已先到。彼此问讯,知他的船在途中,被劫两次。棉花劫去数十包,幸无它失。而其余三只同来的船,竟不见来到。候至天明,总无消息,为陆君悬心不已。

    第三辑 我的主要经历

    第57节 香港脱险寄宽恕两儿(2)

    四、由都斛到台山城

    我们船到东口之时,岸上的警察派出所便有警察持手电筒上船来查问。我们直以从香港逃出告之。他回派出所后,他们的警察长非要我们上岸问话不可。而从船到岸还有几十丈必须涉水而过。正在后半夜极其寒冷,又仅有星光,不辨脚下深浅。跣足涉水,真有些为难,我们向他商量,请至天明再问话不迟。他执意不允,大声威吓起来。我身边恰尚有名片,就托范、陈二君辛苦上岸,对警察长说明。

    经说明后,他态度倒还好。天明就招待我们上岸洗脸饮茶,用电话向镇上喊来轿子,送我们到镇上。大约他已报告上司,而得到指示了。

    在镇上饮茶时,棉纱货主亦由镇上来东口收取他的货物。乃知吴发包运他的纱货共有十六只小船之多,先后分三批开行。第一批六只船,第二批五只船,第三批又五只——就是我们搭乘的这一次。第一批有五船失踪,只到一只,亦被劫光。第二批五只船都不见到。第三批到了我同范君两船,余三只未到。总算起,共失去十三条船,到达的仅只三船而已!如此看来,我们此行真太危险了。而到达的三船,一船被劫精光,一船被劫两次,其得安全无事者独我与陈君一船,真又太幸运了!

    原来当17日晚,船已开行,我与陆君忽又换船之时,我心中早为之一动:莫非我这船要出危险吗!因为从来的经验,我是碰不到凶险事情的。我在某处,某处便无凶险事;只有在我未到之前,或离去之后方发生。这种事例太多了。二十八年(1937年)我在敌后游击区出没之时,最为清楚显明。就以此番香港战事而言,我离开黄泥涌道不久,敌军便占了黄泥涌道;我迁离轩鲤诗道黄家,并将衣服取走之一天,黄家便被匪劫。亦有一串事例可举。这样就暗示给我一种自信:我总是平安的。所以当忽然换船之时,我不免心中一动了。哪晓得它果然出事呢!

    照此情形,我们只有函托吴发仔于寻到他的船时,设法营救陆君。我们久候于都斛亦属无益,19日宿一夜,20日就赴台山县城。

    赴台山,我和范夫人各乘一轿,范、陈二君各骑一单车(脚踏车)。车轿都是警察所代雇的。警官甄君招待甚周,并设酒饭在他所内款待我们。因为我的名字一传到都斛,就被当地几个旧日广州第一中学的学生朱元凯、朱灵均、李元五等晓得了,马上来欢迎我。而警察所朱所长正是他们一家弟兄。所以可以说一入国境,便遇到熟人了(我于民国十七年任第一中学校长)。

    朱等立刻写信告知台山城内的同学陈炳贤。陈任县政府粮政科长,他又报告给县长陈灿章。所以我们一到城内,陈同学和陈县长又都来欢迎了。陈县长是我的朋友刘裁甫先生的学生。十七年(1928年)我在广州时,他任民政厅秘书,曾经见过面的。于是随着当地的新闻记者和县党部书记长亦都来看我。他们皆以为我是文化界从香港脱险到内地最早的一人。——此是1月20日的事。

    五、经过三埠

    照我们的路线,到台山后,应经三埠去开平肇庆。所以20日宿一晚,21日晚发电报给重庆后,即决定去三埠。电报是打给国民参政会的。其文曰:

    重庆国民参政会主席团蒋、张、左暨王秘书钧鉴:顷已从香港脱险返回,请代披露报端,告慰各方知好。梁漱溟。

    可喜的是当我们起身赴三埠时,陆君忽然赶到台山,直入我们旅馆中。问他所遭遇的事,知道被赤溪方面的海盗掳去。吴发的十三条船皆被集中在一处,货物和旅客一同在那里。船货要交七万五千元才可以领回。旅客则每人要交港币一千元保护费才可出来。陆君本与其他客人同一待遇,后来因为他颇知江湖人物心理,几番说话居然说动他们,将掠去的衣物还他,且派船送他一人登陆。他赶至都斛,经警察所的指示,又通电话于县政府,所以就寻得我们了。于是原来同行五人,又复会齐出发。

    经一程旱路,一程水路,21日下午我们到了三埠。“三埠”原是三个埠头:长沙、荻海、新昌。这好像武昌、汉阳、汉口三镇的一样。市面繁盛,有广东第一区行政专员兼保安司令驻此。先得知专员是旧日相熟的李磊夫先生,一到便送名片通知他。他立刻来看我,欢然道故。次日又约请彭指挥林生和一些军政长官以及中央、中国、中农三银行经理为我设宴。并且派一个队长带了弟兄,于宴罢护送我们一行去肇庆。

    此地中国农民银行经理吴尚势君,在席上向我谈他是广州第一中学的老教员,虽然他入一中是霍校长请去的,我早离开。然而我在一中的措施,已奠定好的基础,养成好的学风。他们后来的人,从我遗留下的规模和同学口碑之间,虽未谋一面,却完全清楚我的为人了。——不料随处都遇到对我有好感的人呢!

    六、经开平到肇庆

    22日午后起身,当晚抵开平县城。县政府陈科长伟宗先迓于中途,林县长开远又到旅馆来看我们。据他说亦是十七年在广州会过面的。他随你们姨父伍庸伯先生做过事,所以常听伍先生说起我。——那么又算是一个熟人了。

    23日黎明,县政府雇来五乘轿,林县长又亲来送行,当晚宿田村。次日继续前进,午后二时便到新桥,在新桥换小船,傍晚就到肇庆了。

    肇庆是府名,县名高要。此处为广东第三区行政专员兼保安司令驻在地,专员为王仁宇先生。他收到李专员磊夫的电报,又经护送我们的队长通知他,所以当下便同他夫人来看我们。我以为这王专员是不认识的生客了,哪里晓得我虽不认得他,他却又熟悉我呢!

    原来广州西村有两间学校,一是第一中学,一是工业专科(后改工厂)。王先生曾主持工校的事,因为同处西郊,一中的校况学风他很清楚。几乎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在他心目中。最近他任连县县长三年,刚从连县调任此地专员不久。在连县时,王夫人和你们大姨(伍庸伯夫人)往来亲密得很。王夫人对我说,虽未会面,早从相片上认识了我和你们两兄弟,并且还看见恕儿寄给大姨母的绘画和木刻呢!

    王专员告诉我,伍先生领导之游击队的根据地就在三水县境内,而三水和高要是接境的。可惜我与同行诸友要赶路,不及去访看老而益壮的伍先生了。

    是晚(24日晚),我们宿肇庆大旅店。次日天明王专员和他的夫人又来旅店,引我们出城去避空袭。这天明避空袭是肇庆近月以来的规矩。全城人都走出城外,过午才回城。王专员就在城外一书院旧址办公。我们便在他办公室休息和吃早饭。他夫妇又引我们游公园、游郊外树林,再吃午饭。傍晚又送我上船去梧州。——此为25日事。

    第三辑 我的主要经历

    第58节 香港脱险寄宽恕两儿(3)

    七、搭船上梧州

    25日傍晚,王专员夫妇和一位管理西江航政的唐姓军官亲自送我上船。这是以前航行广州的拖渡大船。船老板表示客气,将特舱位让给我们,而且坚持不收船价。

    我们一路上船轿车脚等费,以及宿食等项,大都有人招待,或特别客气相让,所以从澳门冯祝万先生借得国币一千元,又代换五百元,共不过一千五百元,五个人用到此地尚余大半。因此李专员、彭指挥、王专员先后赠我路费,皆没有再接受。实在沿途承受朋友们的好意已经很多了。

    王唐诸公道别去后,船快要开,忽然在我铺位旁边坐了刚上来的一位客人,短装如工商界人,以帽压额,虽在灯影恍惚之下,我却已看出是久柄广东政权、威名赫赫的陈济棠。我们在港皆确知他陷在港没出得来,而在澳门以及沿路皆听说他被敌人拉去广州,并传说已到南京出任军委会副委员长。他能脱险回内地,不独他个人之幸,亦是国家之福。我忙指给身边的陈君看,低声问他是不是陈济棠。陈君看了,亦说像他。但我和陈济棠原相熟的,此时我看他,他却不打招呼。我不看他时,他又偷眼看我。这明明是他无疑了。不过他既不愿人知,自不便和他答话。

    入夜,他又迁了舱位,不再看见。次日上午船上帐房来向我说“陈老总”相请。果然是他,请我去谈话。他说:昨夜原已看见你,现在梧州快到了,再无问题,我们可以谈谈罢。据谈,他因未得乘飞机出港,即于战事中改装隐蔽。战事休止,1月12日离港到大澳,虽家人部属亦不知。从大澳经朋友护送走中山、顺德、新会、鹤山、高明各县的乡间,不经过任何埠口而达肇庆的。由肇来梧之前,却已托人致电梧州梁专员朝玑,请其派船迎接。

    不一时,果见梁专员乘了电船来接。他便邀请我和陈君等同上电船,很迅速地到了梧州码头。梁专员招待我们在司令部内休息用饭,并马上打电话报告桂林李主任(济深)、黄主席(旭初)。他自己亦与李、黄二公通话,说明一时尚不来桂林。我亦就便与李、黄二公通话,说我不久可以到桂林。

    陈公(指济棠)确乎有病,从形容上完全可以看出。他自己说“百病俱发”,虽言之或许太过,但不休息不调养不行了。他摆脱政务(他是中央党部常委兼农林部长),决计去茂名(广东高州)静养,我认为是一明智之举。当晚(26日晚)他留于梧州,而我们询悉有开上水的船,即托梁专员代订船位,饭后上船赶程西进了。

    八、脱险后感想

    以上所述,到1月26日梧州事为止,是在贵县朴园休息期间写记下的。本来脱离港澳已算脱险,说得宽一点,则说到广东接近敌人的区域,如肇庆(距敌七十华里,仍不时打炮)便可。到梧州就无险可言,故梧州以后不必详叙。

    梧州以后,大略言之:27日晚抵桂平,即刻换船;28日下午抵贵县。以同行友人陈君是贵县人,即借他亲戚家的朴园小住数日,此时同行他友均已分手。2月3日同陈君搭汽车到宾阳,4日到柳州,当晚搭湘桂铁路夜车,5日天明就到桂林了。这一段路同样地亦到处得朋友帮忙,招待,欢送,不要我自己费一点事。

    至此再无可述,要述我自己的感想给你们。

    第一个感想,自然是:我太幸运!在香港炮火中,敌军和盗匪遍地行劫中,我安然无事。冒险偷渡出港、出澳,一路上安然无事,始终没碰到一个敌兵、伪军或土匪。不但没有危险,即辛苦亦只往香港仔下船时不足二十华里的平路,哪算得辛苦呢?损失亦没有什么损失。人家或被劫若干次(走东江一路的人最多,被劫亦最苦)。我不独没有遇劫,而且自己弃于香港的一箱春夏衣服,还意想不到有朋友给我带送到桂林。所以和人家谈起来,任何人亦没有我这般幸运!

    第二个感想便是:到处得朋友帮忙,人人都对我太好。譬如遗弃的衣物偏有人同我带来,不是一例吗?如上所述,从头到尾的经过,不全是这种例证吗?同我在香港的只有张先生(云川)是你们熟悉的。其余多数你们都不认得,即在我亦是新交。离港前夕,张先生以未得同行照料我,颇不放心。我即说:你尽放心,天下人识与不识都会帮忙我的。尽我身边,一无家人,二无亲戚,三无故旧,却以人人对我好的缘故,正与家人亲故同处无二,此番脱险更加证明了我的自信。

    第三个感想:便是尽一分心,收一分效果。这是从我和广州第一中学的关系而发生的感想。一中学生多是两广人,在两广每每遇到人便谈及我在一中的一段事。(最近又遇到坪石中大农学院一位赵教授,他开口便说:你到坪石来,我们那边一中同学甚多,他们会欢迎你的。)好像我和一中有很深很久的关系一样。其实我任一中校长只半年而已。不过,我却曾为一中尽了一番心。我于十七年(1928年)7月接任校长,那时的一中腐败不堪。但亦难怪。因为从十五年(1926年)6月起,两年内更换了七个校长,平均每任不过三个月多点。我接任后,逐渐整顿,在12月提出全部改造方案,转年(十八年)实行,到实行时,我便离粤了,但全盘教职员则一个不动,由黄先生(艮庸)继任校长以代我。一切事情都是黄先生、张先生?知)、徐先生(铭鸿)主持。自十七年经十八年、十九年一直维持到二十年夏秋间,这一班朋友才离开。改造方案(原文见《漱溟卅后文录》,商务出版)得以执行,而且稳定下去,所以便能建立根基,遗留于后来。然而就我自己讲,实不曾用许多心血精力于其间。不能不令我叹息,尽一分心,居然亦收一分效果了。

    第三辑 我的主要经历

    第59节 香港脱险寄宽恕两儿(4)

    九、处险境中我的心理

    最后要说我处险境中的心理。我不只是一个从外面遭遇来说,最安然无事的人;同时亦是从内心来说,最坦然无事的人。外面得安全,固是幸福,自家心境坦然,乃是更大的幸福。——试问一个人尽外面幸得安全,而他心境常是忧急恐慌的,其幸福又有几何呢?

    二十八年(1939年)我去华北华东各战地,出入于敌后者八个月,随行诸友如黄先生(艮庸)等无不说我胆子大。因为不论当前情势如何险恶,我总是神色自若,如同无事。旁人都有慌张的时候,我总没有慌过。此番在香港炮火中,以至冒险出港,凡与我同处的朋友亦无不看见的。所以同行范君等,一路上就禁不住称叹:梁先生真奇怪,若无其事!梁先生了不起,若无其事!“若无其事”这一句话,我记得他不知说了几次呢!

    范君叹我“若无其事”,亦是兼指我身体好,修养好,耐得辛苦忧劳。其实我原是心强而身并不强的人,不过由心理上安然,生理上自然如常耳。你若是忧愁,或是恼怒,或是害怕,或有什么困难辛苦在心,则由心理马上影响生理(如呼吸、循环、消化等各系统机能)而起变化,而形见于体貌,乃至一切疾病亦最易招来。所以心中坦然安定,是第一要事。

    我心中何以能这样坦定呢?当然这其间亦有一种天分的,而主要还由于我有一种自喻和自信。自喻,就是自己晓得。我晓得我的安危,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太大的一件事。我相信我的安危自有天命,不用担心。试分别解说一下。

    假如我所作所为,只求一个人享乐,那么,我的安危只是我一人之事而已。又若我做事只顾一家人的生活安享,那么,我的安危亦不过关系一家而已。但不谋衣食,不谋家室,人所共见。你们年纪虽小,亦可看出。我栖栖皇皇究为何事,朋友国人,或深或浅,多有知之者。而晓得最清楚的,当然是我自己。

    又假如我虽用心在大问题上,而并无所得,自信不及,那亦就没有何等关系。但我自有知识以来(约十四岁后),便不知不觉萦心于一个人生问题,一个社会问题(或中国问题),至今年近五十,积年所得,似将成熟一样。这成熟的果实是:

    一是基于人类生命的认识,而对孔孟之学和中国文化有所领会,并自信能为之说明。

    一是基于中国社会的认识,而对于解决当前大局问题,以至复兴民族的途径,确有所见,信其为事实之所不易。

    前者必待《人心与人生》、《孔学绎旨》、《中国文化要义》三本书写定完成,乃为尽了我的任务。后者虽有《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理论》(一名《中国民族之前途》)、《我努力的是什么》(最近在香港发表)三书出版,已见大意,仍有待发挥和奔走努力,以求其实现。

    孔孟之学,现在晦塞不明。或许有人能明白其旨趣,却无人能深见其系基于人类生命的认识而来,并为之先建立他的心理学而后乃阐明其伦理思想。此事唯我能做。又必于人类生命有认识,乃有眼光可以判明中国文化在人类文化史上的位置,而指证其得失。此除我外,当世亦无人能做。前人云:“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与人生》第三本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万不会有的事!

    一班朋友在港,时刻感到生命的受威胁,不独为炮火无情,更怕敌人搜捕抗日分子。所以我们偷渡出来,到达澳门旅馆的一夜,同行友人都色然而喜,相庆更生。然我只报以微笑,口里却答不出话来。因为我心中泰然,虽疑虑的阴影亦不起,故亦无欢喜可言也。又我身上的名片,始终未曾毁弃,到都斛时,随手便取出应用。正为我绝不虑到遭遇敌人搜查的事。

    我相信我的安危自有天命。何谓天命?孟子说的明白:“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凡事都不是谁要他如此,而事实推移(时间的),机缘凑合(空间的),不期而然。察机缘之凑合,来自四面八方;寻事实之推移,更渊源远至无穷。这其间没有偶然,没有乱碰,于是就说作“天命”。而事之关系重大者,其推移似尤难得恰好,机缘尤难凑拢,一旦或成或毁,就格外说它是天命而非偶然了。

    我说“我的安危自有天命”,包含有两层意思。头一层是自信我一定平安的意思。假如我是一寻常穿衣吃食之人,世界多我一个或少我一个皆没关系,则是安是危,便无从推想,说不定了;但今天的我,将可能完成一非常重大的使命,而且没有第二人代得。从天命上说(从推移凑合上说),有一个今天的我,真好不容易;大概想去前途应当没有问题(没有中变了)。——这一自信,完全为确见我所负使命重大而来。

    再一层是:万一有危险,我完全接受的意思。前一层偏乎人的要求(主观),未必合于天的事实(客观)。事实结果如何,谁亦不能包办得来。万一推移凑合者不在此,而别有在,那么,便是天命活该大局解决民族复兴再延迟下去,中国文化孔孟之学再晦塞下去。我亦无法,只接受命运就是了。或者我完全看错了。民族复兴,并不延宕,文化阐明,别有其人。那怪我自己糊涂,亦无所怨。——这一意思是宾,是对前一自信的让步而来。

    总之,我把我的安危一付之于天,不为过分的计虑(自力所不及,而偏斤斤计虑即为过分)。我尽我分(例如尽力设法离险),其余则尽他去,心中自尔坦然。在此中(在坦然任天之中),我有我的自喻和自信,极明且强,虽泰山崩于前,亦可泰然不动;区区日寇,不足以扰我也。

    我处险境中的心理,大致如是。若看了不甚了解,待他日长进,再去理会。

    后记

    此文原系家书,其中有些话不足为外人道(指《处险境中我的心理》一段)。但既然被友人拿去在桂林《文化杂志》上发表了,亦不须再。其中狂妄的话,希望读者不必介意,就好了。


如果您喜欢,请把《我生有涯愿无尽》,方便以后阅读我生有涯愿无尽香港脱险寄宽恕两儿后的更新连载!
如果你对我生有涯愿无尽香港脱险寄宽恕两儿并对我生有涯愿无尽章节有什么建议或者评论,请后台发信息给管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