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春的门罗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林达 本章:早春的门罗

    我们常走佐治亚州的78号公路。每次去看朋友弗兰西斯,总要走这一段。路边一个小镇的牌子让我们很留意。它在我们即将离开78号公路的前一个出口,看到它就知道快要拐下去了,等于是个预告。再有,小镇的名字在中译时还很有趣,你可以翻作“门罗”,那是一个着名美国总统的名字,也可以翻作“梦露”,那是影星玛丽莲·梦露的名字。

    在英语里,就都是它,“Monroe”。

    一、门罗的一个集会

    进了镇,看了标志牌才知道,这个小镇是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门罗总统的时代建立的。所以,随着当任总统的名字叫了门罗。

    门罗镇在亚特兰大以东四十英里,带我们早春时分来到小镇的,竟是一个六十年前的谋杀案。1946年7月25日,在门罗镇附近一个叫做摩尔滩(Moore’s Ford)的河滩边,一群白人KKK暴徒,私刑谋杀了四个黑人。

    2005年4月2日,是个星期六。前一天从广播中听到,今天上午门罗的黑人教堂有个“摩尔滩事件”的纪念集会,随后游行去摩尔滩,在那里有一个追思仪式。早晨起来,是个初春特有的大风天,屋前的竹林全都弯着腰。前一天晚上我们已经决定要去,现在听着把房子吹得嘎嘎直响的大风,我们还是上了车。

    网上有个非营利性组织“摩尔滩纪念协会”的网站。作为专题网站,它对事件本身的介绍实在太简要,一共十来句话,没有任何细节。

    在车上,我们聊着说,也难怪,六十年前的事情了,细节自然都消失了。再说,我们以前熟悉的几个KKK谋杀案,都是发生在六十年代民权运动的高潮中。当时,全美国都高度亢奋,注视着转折关口中的几个南方州。出一点事,就是国家级大案。而这个案子发生得实在太早,又是在偏远的南方小镇。默默无闻,想来也可以理解。

    网站上没有死难者照片,却有一个白人小孩。照片的注解是,他是目睹惨案发生的证人。小孩给我留下很深印象,因为这孩子笑得很甜,目光单纯。他的名字很好记:克林顿·亚当斯。

    我们特地早一些去,先在小镇上走走。虽然是大风天,可是很晴朗。在阵风的间隙,阳光下的门罗非常温馨。土里土气的小店铺一家接一家,密密地排在一起,还是传统的形式。看来,小镇还没有被现代化的连锁商场击溃,两百年的文化积淀还在那里。我们一向很喜欢逛小镇,走在小街上,闲闲地看,总是让自己很放松。

    可是没过多久,在那个黑人教堂的集会上我们才知道,很多年来,小镇曾经在轻松外表下,藏着很深的凶险。

    在集会上主讲的,是个黑人州议员。他戴着眼镜,演讲很能够吸引听众。我注意到,很特别的是,他的胸前戴了一枚马丁·路德·金的像章。他讲述了自己的门罗故事。六十年代,他还是个年轻的民权运动者。有一次他到门罗来活动,当地接待他的一个黑人对他说,以后你要来这个小镇,先给我们一个电话,我们多去些人,去半路接你。接着告诉他,二十年前,这里有过一个“摩尔滩事件”。在黑人社区,恐惧还隐隐地留在那里。那个黑人对他说,我们不希望你也成为这样的牺牲品。

    这是那个州议员第一次听到这个案子,虽然事隔二十年,他站在门罗的土地上,还是很受惊。因为在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中,在一些KKK活动猖獗的地区,他这样的活动者,处境可能突然变得很危险。

    他还介绍说,直到1981年,门罗的黑人争取民权的游行,还有过和一些KKK成员对峙的情况,场面非常紧张。他指指坐在我们旁边一个叫做鲍伯的黑人说,当时鲍伯被KKK绑架了六小时,我们都以为他已经被杀掉了。

    这基本上是一个黑人的聚会。也来了不少白人,其中将近一半是记者。州议员谈到,他们一直在收集证据,他说,我们还缺少许多细节。接着,他举了一些例子。就在这时,坐在我们后面两排的一个白人妇女举起手来说,我父亲作了口述记录,回忆他目击的“摩尔滩事件”。你提到的这些细节,里面都有。

    州议员问:“你父亲叫什么名字?”

    她回答说:“克林顿·亚当斯。”

    “那个小孩!”我忍不住轻轻叫出声来。就是那个小孩,那个甜甜的、目光单纯的白人孩子。

    那妇女自我介绍说,自己是亚当斯的大女儿,叫辛迪。

    她住在佛罗里达,晚上开了一夜的车,就是为了赶来支持这个集会,也为了看看“摩尔滩”。她指着身边的一个老年妇女说,这是我父亲的姐姐。

    在游行中,亚当斯的姐姐坐车,我们一直和辛迪走在一起,好奇地问东问西。

    二、六十年前的门罗

    我们被亚当斯的故事深深打动,他的门罗故事,把我们带往美国南方更深的底层。

    克林顿·亚当斯生长在一个穷苦的白人家庭。1946年,他整整十岁。

    那个时候,美国南方的贫困农民,甚至比殖民时代更没有出路。因为在殖民时代,甚至在建国初期,地多人少,移民都可以无偿分配到土地。可是,在1946年,耕地的兼并已经基本完成。一些人因种种原因,卖掉土地,变得赤贫,另一些农庄主富裕起来。南方出现了大量没有自己住所的流动佃农,有黑人,也有白人。那时,罗斯福总统的“新政”早已经开始,可是,对穷人施行福利的政策,还只是一个概念,一个在逐步推行中的政策,远远没有抵达真正贫困的农村底层。在联邦制的美国,当时联邦政府的权力很小,各地的差距非常大。

    亚当斯家这样的南方白人民众,和黑人一起干活,和黑人做邻居,他们之间有着很深的感情和友谊。1946年是“二战”刚刚结束的时候。黑人乔治参军在澳洲和北非服役了五年,刚刚荣誉退役。亚当斯一向喜欢乔治,把他当作自己最好的朋友。在乔治退役回家的路上,是亚当斯伴他一起回家的。乔治在路上好欢喜,告诉亚当斯,他能为国家效忠,感到很骄傲。

    亚当斯的父亲一年到头辛勤劳作,永远也挣不够养家的钱。在亚当斯周围,穷人比比皆是。亚当斯的好朋友艾默生,也是家徒四壁。艾默生的父亲脾气暴躁,一发脾气就把他打个半死。他们这样十岁的孩子,都得干活,只能抽空上学。结果断断续续,连认字都没有学会。

    就在那年冬天,1946年2月的一个晚上,亚当斯的父亲对生活完全厌倦和绝望,上吊自杀。第二天早上,听到绝望的尖叫声,第一个跑来帮忙的,就是黑人邻居乔治·多尔西。

    在这段日子里,乔治给了他们很多帮助,一家人才渐渐度过难关。此后,亚当斯和姐姐,都必须挑起生活的重担,“像骡子一样地干活”。

    1946年7月25日,亚当斯和艾默生,准备一起去摩尔滩放牛。

    前几天,附近出了件事。黑人罗杰听说一个白人农夫和他的妻子有染,两人大吵起来,罗杰在盛怒中用口袋里的小刀刺伤了对方,被警察抓走,在监狱里候审。就在亚当斯、艾默生向河边走去的时候,他们不知道,在城里,庄园主哈里逊借口地里要人干活,付了六百美元,为罗杰办了取保候审。罗杰是乔治的妹夫,哈里逊去监狱前,特地叫上了乔治夫妇俩和乔治的妹妹,要他们一起去。

    两个孩子亚当斯和艾默生牵着牛,终于来到摩尔滩。这是阿巴拉契河的河滩。这条河是门罗镇所属的沃尔顿县和邻县的界河。它是这个行政区的边缘。就是在今天,通往摩尔滩的小路还是很冷僻,路的两边有了一些零星的大宅子,一家一家却相距很远,看得出都是近年新盖的。在游行去那里的路上,走了一个小时也没见有几辆车从身边驶过。至于摩尔滩,今天还是个不见人烟的地方。可以想见六十年前这里是多么荒僻。

    将近黄昏,孩子们要回家了。就在这时,他们听见有车子开来,车上发出几乎不像是人声的惨叫。两个孩子吓得本能地趴在草丛中,让高高的草丛盖住自己。亚当斯看到的情景,令他伤心欲绝。一群KKK,大约有十几个人,绑架了他的黑人好朋友乔治·多尔西。旁边还有他的妻子梅、妹妹多萝茜和妹夫罗杰。这些KKK大多是门罗人,亚当斯都认识。他眼睁睁看着四个黑人被捆绑着殴打,最后一个KKK拔出手枪,开枪击倒了他们。然后这些人一哄而上,用手枪和长枪,向四个受害者射出了几百发子弹,凶手中间也有哈里逊。后来验尸时发现,仅其中一个受害者身上就有六十八个弹孔。令亚当斯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在凶手们的车子旁边,还停着一辆警察的巡道车。

    在凶手终于离开之后,他们爬出草丛,战战兢兢地走到现场。亚当斯已经认不出他的好朋友了。鲜血还在汩汩地流淌,他们的脸都已经被打碎。两个孩子又惊又吓,跌跌撞撞地回家。半道上,亚当斯取了自己的马。在他独自回家的路上,他遇到其中一个凶手。那人把自己的拖拉机拦在通往摩尔滩的小路上,阻挡万一过来的车辆。此刻,他是去取回自己的拖拉机。亚当斯和他打了照面。十岁的孩子根本无法掩饰自己一脸的惊恐,他没有像往常那样和他打招呼,而是像见了魔鬼一样,疯了似的骑马回家找妈妈。

    四个死难的黑人:乔治·多尔西(George·Dorsey)28岁,妻子梅((Mae)24岁,妹妹多萝茜(Dorothy)20岁,妹夫罗杰·麦尔肯(Roger·Malcom)24岁,多萝茜是孕妇,正怀着七个月的孩子。

    虽是南方偏远小镇,可是和我们想象的并不一样,事情发生之后,立即震动了全国。这个佐治亚小镇的案件令杜鲁门总统震怒,他立即下令联邦调查局彻查。他希望罪犯被定罪、受到惩罚。

    杜鲁门总统出生在一个历史上的蓄奴州,在他生长的环境中,种族主义很普遍,他出生的时候,废奴不过才二十年,而他的长辈们就曾经拥有奴隶。因此历史学家们说,杜鲁门总统假如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也应该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可是杜鲁门从当上参议员开始,就表现出对黑人民权的极大关注。他坚决主张和支持“反私刑立法”,反对种族主义。就在1946年,“二战”刚刚结束,杜鲁门总统建立了民权委员会,调查全国民权状况尤其是黑人状况。这个委员会后来提交了着名的《1947年民权报告》。也就在“摩尔滩事件”发生的二十三天前,国会刚刚通过了反种族歧视的《1946年民权法》。

    可以说,这是后来六十年代风起云涌的黑人民权运动的最初起点。可是正因为是起点,在几个极端南方州,扞卫黑人民权的环境还远没有成熟。美国的州是自治的,联邦管不着。

    KKK的兴起,是因为南北战争后,南方民众对北方入侵不满。可是,在KKK走向恐怖暴力之后,南方的白人民众也开始反感,他们大多有种族偏见,却并不赞成恐怖活动。越来越多的人远离了KKK。可是,恐怖活动的特点就是:人数很少的恐怖组织,也足以威慑一个地区。

    经过大规模调查,案子进入了起诉前的“大陪审团阶段”。有个黑人孩子在大陪审团作证说,事发那天,他听见一些人在准备私刑用的绳子,还又说又笑。虽然他只是间接证人,但事后他还是被KKK绑架,打得只剩一口气。稍微恢复过来后,他立即逃往亚特兰大,从此隐姓埋名。

    当时参与调查的,还有佐治亚州的州调查局。当时的南方地方官员,和联邦官员很不一样。亚当斯家就在案发地附近,事后不久,一个州调查局的人就和当地警察霍华德,一起来到亚当斯家,问他妈妈有没有听到什么。亚当斯一直在为自己的好朋友乔治不平,他按捺不住,从一边冲过来说:

    “我知道是谁干的!”接着,他一五一十地叙述了经过。

    警察霍华德是亚当斯一家的熟人。年初亚当斯父亲自尽以后,乔治奔去镇上给警察局打电话,就是霍华德来处理的,他看到亚当斯很伤心,就和他谈了很久安慰他。小男孩感觉他很亲近。这时霍华德默不作声。待亚当斯讲完,他在一边招招手:“孩子,你过来。”

    霍华德说的话,亚当斯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他把手放在亚当斯的肩上,对他说:“让我告诉你一个小秘密,你不要告诉任何人。我能够做的,只是把你看见的那几个人抓起来,可是我不可能把所有这伙人都关进监狱。我不能抓的那些人,可能回过来杀了你、你妈妈和你的兄弟姐妹。你的一家处在危险中,现在我要求你,忘记自己看到了什么,永远也不要讲出来。”

    恐怖最终阻挡了所有的证人,很可能也阻挡了大陪审团。他们也许和亚当斯一样,并非缺少良知和勇气,可是他们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刑事案件的起诉权归在州一级。联邦只能参与调查,没有起诉的权力。寻求公正的努力,最终还是失败了。

    案子到了大陪审团前,却没有被起诉。整个邻近地区,包括我们家现在住的地方,黑人社区从此留在一片深重的恐怖中。在四个受难者的葬礼上,一些亲友不敢出席,来的人都一言不发,不敢对谋杀事件有任何表示。受难者们被匆匆安葬,渐渐地,没有人再记得他们的墓地在哪里。

    这就是六十年前的佐治亚州,这就是六十年前的小镇门罗。

    三、逃亡的一生

    1946年7月25日,在暮色中那个惊恐万状的马背上的十岁孩子,一点没有想到,“摩尔滩事件”将永远改变他的一生。

    如此恐怖的童年经验和强烈刺激,使亚当斯开始经常作噩梦,几十年都无法停止。

    不仅如此。不久,一个KKK的庄园主来要他们一家成为他的佃户。“只要你们在我这里,我就保证,你们不会因为这小孩子‘看到的事情’出麻烦。”这是他们家得到的第一个威胁。一家人从此在那里辛苦地干,拿很少的钱。妈妈劝他一定要忍,为了那个潜在的危险。亚当斯自己也懂了。不懂也得懂,那些凶手们,他经常都能够在附近碰到。四目相对的时候,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

    一个喜欢亚当斯的黑人拖拉机手,教会了他开拖拉机。

    几年后亚当斯想,他们应该忘掉他了。他试着离开那家农庄,用他的技术挣更多的钱。可是很快两个当地警察就来找他,转告说,假如他不回去,那个庄园主说了,“不能保证他们一家的安全”。他只好回去。

    整整八年过去了,就在亚当斯刚满十八岁的时候,警察霍华德找到他,对他意味深长地说,我看你还是参军去吧。

    就这样,亚当斯参军走了。在外面两年,亚当斯有了完全不同的生活经验。1956年退役回家后,年轻的亚当斯想,十年来他一直保持了沉默,不管怎么说,那些可怕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大家都把它忘掉算了。那些KKK也不应该为十年前他看到些什么,再找他的麻烦。可是他又错了。

    刚刚到家,两个警察就又来找他,对他说,你在附近这么晃着,总是叫一些人感到紧张。你最好还是离开吧。

    于是,二十岁的亚当斯离开了门罗。可是,“摩尔滩事件”却没有离开亚当斯。

    从此,亚当斯开始了他逃亡的一生。不论他到哪里,总是不久,就会有KKK身份的警告跟来,威胁着要他离开。

    离开门罗的那一年,亚当斯遇见了他后来的妻子玛约丽。玛约丽刚刚离婚,还带着刚满一岁的女孩。这个女孩就是辛迪。辛迪对我们说,对她来说,父亲就是亚当斯。“他是多么好的爸爸!”辛迪回忆说,小时候只知道他们家永远在搬家。她还记得自己很小的时候,有一次半夜了,妈妈把她推醒。父母匆匆地把能够装上车的东西塞满一车,家里还扔下好多东西,就这么逃一样地离开了。

    童年时代的恐怖经验,给亚当斯带来真实的恐惧。亚当斯从小是个有责任感的孩子。他曾对自己发誓要守着秘密,他觉得有责任保护母亲和兄弟姐妹的安全,现在他更要保护自己的妻子和孩子。

    辛迪说,妈妈后来告诉她,从一开始她就凭直觉知道,亚当斯有什么“大事”瞒着她。他经常夜半从噩梦中惊醒,惊呼出声。问起来,他总是不肯说。当然,还有他们莫名其妙的频繁搬家。有一次玛约丽忍不住问,我们难道就不能定居下来吗?亚当斯脱口而出说:“只要他们还是那个样子,我们就定不下来。”玛约丽没有再问。最后,在又一次连夜逃亡之后,亚当斯终于把自己的童年故事告诉了妻子。

    连辛迪一起,他们有了六个孩子。可是因为不停地流动,哪怕有了一个好工作也保不住。他们就一直是贫穷的。

    穷得有时候只能住在车子里。可是他们有一个和睦的家,孩子们都是好孩子。也幸亏美国在变化,南方也在变化。至少,穷人的孩子可以免费读到高中了。当然,因为始终在迁徙中,孩子们不能有固定的学校、老师和同学,不能和小朋友有稳定的友谊。非常的童年经历,令亚当斯的孩子们深受伤害。

    也许别人会想,南方在六十年代以后已经有了根本的改变,KKK已经被民众所唾弃,即使在门罗,KKK也从一个“显文化”逐渐退出舞台,亚当斯为什么还要逃亡?但作为一个当事人,亚当斯看得很清楚。对于KKK来说,大形势越是明朗,他们被起诉、定罪的可能性就越大。他们对亚当斯的存在就越不放心。亚当斯一家也就越危险。他心里很明白,他面对的是一群亡命之徒。他们的残忍,他十岁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了。

    就这样,几十年来亚当斯的一家先是在本州的各个城市奔走,希望离门罗、离妈妈的家不要太远,后来他们不得不离开佐治亚,开始在各个不同的州,不断搬家、不断逃离。

    辛迪对我们说:“我们一家也是摩尔滩事件的受害者。

    只是我们受害的方式不同罢了。”

    四、一个人的战争

    在如此艰难的人生中,亚当斯从一个孩子变成年轻人、中年人,接近老年。他不仅在做着噩梦,不仅在KKK的逼迫下逃亡,他也在思考虽一年年远去、却跟随了他一生的“摩尔滩事件”。在他刚刚长大的时候,他只想忘却。那是太悲惨的事情,他承受不了这样的精神重负,本能地想卸去负担。

    可是他忘不了。

    他几十年在夜晚的噩梦中煎熬。后来有了自己的家庭、孩子以后,他开始更深体会到乔治的妈妈突然失去两个孩子、家庭被毁灭的悲惨。亚当斯开始有了成年人的思考。他对正义不能伸张、暴徒没有被绳之以法感到愤怒。他还对妻子说,他始终内疚,觉得自己眼睁睁看着乔治被杀,自己只是躲在一边,什么也没有做。他恨自己怎么如此懦弱,没有站出来阻挡暴行,救下他的大朋友。这种悔恨的心情,越来越强烈。妻子安慰他说,

    你没有责任,你只有十岁。你站出来也一样救不了乔治。可是玛约丽知道,亚当斯在内心里,是一个传统道德观念很强、对自己的品质要求很高的人。回想“摩尔滩事件”,他总是非常自责,总觉得自己见死不救,是生命中的羞耻。

    那是一个人内心惊心动魄的战争。亚当斯既感到恐惧,要承担保护家人的责任,又被自己的良知和正义感所深深折磨。几十年来,他苦苦挣扎。“摩尔滩事件”已经过去几十年,乔治死的时候留下一个两岁孩子,被人远远地领养走了。没有人再重提旧事。除了暴徒们,惨案真正的目击者只有亚当斯和艾默生。

    艾默生还很年轻的时候就死了。艾默生的死讯传来,亚当斯感到分外沉痛,他明白自己是“摩尔滩事件”惟一的历史见证人了。

    亚当斯有一次回门罗看妈妈,路过凶手之一哈里逊的家。哈里逊正坐在门口的椅子上。亚当斯突然忍不住,决定走过去,作几分钟直接的对话。亚当斯站在哈里逊面前,直直地问道,你们KKK干吗老盯着我?哈里逊冷笑着说,这么些年,难道有谁动了你吗?亚当斯回答说,没有,可是无论我走到哪里,你们总是在盯着威胁我。哈里逊接着说,只要继续闭紧你的嘴,就没人会来动你。

    就在这一瞬间,亚当斯决定向凶手质问那个始终令他不解的问题,他知道罗杰是在吵架时刺伤了一个白人。“可是,你们为什么要杀死乔治?!他是我看到过的最善良的人。我父亲死后,他给了我们家那么多帮助。他是个好人!”

    这么些年来,以往的凶手们和这个证人之间,维持着一种奇怪的威胁和被威胁的关系。哈里逊没有想到,亚当斯会面对面地突然对谋杀直接提问。可是,也许这么多年来,他认为已经能够把亚当斯捏在手心里。所以他傲慢地回答说:

    “他在参军前倒是个还不错的黑鬼。可是,当兵回来以后,他以为自己可以和我们一样了。”

    亚当斯扭头就走。他终于证实,乔治死得多么惨——

    他没有做错任何事情,没有伤害任何人。他被残杀仅仅因为他的皮肤是黑色的。多年的伤痛变成愤怒。他觉得他长久的秘密要冲出胸膛。可是想到可能给家人带来的危险,他又压下了自己的冲动。

    1989年,亚当斯一家搬到了佛罗里达。多年的逃亡使他身心疲惫。他们带大了六个孩子,日子还是过得紧巴巴。亚当斯没有文化,干的是最吃力的体力活儿。可他总是尽心尽力尽养家的责任。

    不幸的是那年11月9日,亚当斯在一场意外的工伤中,失去了一条腿,也失去了劳动能力。失去一条腿,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也是生命的一个转折。亚当斯躺在病床上,伤口慢慢愈合。回想死神擦身而过,他相信,假如当时不是上帝用一双手扶住他的肩膀,他早已经随死神而去了。躺在床上,亚当斯痛定思痛,回顾自己的一生。他终于意识到,虽然自己还不算很老,可是也许不知什么时候,就会突然离开这个世界。他问自己,他还有什么事情必须去做?他还亏欠着什么、还有什么令自己这一生深感遗憾?

    那时的美国,劳动保险制度已经完善。在养病期间,律师为了争取最大的保险补偿,谈话中问及他的个人历史,追问着一个个问题。他避开“摩尔滩事件”,可是逃亡的一生,就像重新又经历了一遍,改变他人生的那个事件鲜活地出现在他脑子里,久远的记忆在猛烈撞  击着他,那种痛苦、不甘、愤怒、悔恨,对正义的渴望,都强烈地纠合在一起,堵在胸口。突然,他明白了,他几十年来埋藏在心底的见证,不可阻挡地要站出来,站到阳光下。

    亚当斯最终获得了一笔赔偿。这笔钱足够他不工作也能生活得非常好了。这时他已经暗暗下了一个决心。他告诉吃惊的妻子,说他要买房子。有生以来,亚当斯夫妇第一次拥有了一栋自己的房子。在这自己的小屋里,他把妻子和所有的孩子召集到一起。亚当斯说,他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他们。

    我还记得在大风中,辛迪金色的长发被吹得飞舞起来。

    在走向摩尔滩的游行队伍里,她给我们讲父亲的故事。讲到这里她笑了,说:“我们全家不停搬家的那些岁月,突然来到我面前。尽管爸爸妈妈一直对我们编造各种搬家的理由,这个时候我看着父亲严肃的脸,仿佛恍然大悟,我对自己说,上帝!爸爸别是个杀了人的逃犯吧!”

    接着,辛迪看着远处,站下来,点了一支烟。她的目光变得凝重起来。她说,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父亲的故事。我为这些黑人难过,我愿意支付任何代价,让正义得到伸张。我为那个十岁的小男孩难过,也为他的一生感到难过。他是一个多么好的人!回想我们家的多年经历,我更感到愤怒,这是什么事!杀人犯安安顿顿,我们家却一直在逃亡。

    亚当斯告诉全家,他决定公开他的证词。他要走向公众,他愿意接受媒体的采访,他将向联邦调查局和司法机构作证。他不再逃亡,他将站住,回转身来,面对对手。这会给全家人带来什么样的危险,他不知道。他必须事先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他们。他爱他们,可是他必须站出来,别无选择。

    辛迪和他所有的孩子们,都认真地说,爸爸,我们支持你。玛约丽深知亚当斯几十年来对乔治的内疚,此刻她只说了一句:我相信,乔治一定会为你今天的选择感到骄傲!

    亚当斯说,在他的内心里,正义和良善终于战胜了对邪恶威胁的恐惧。他觉得上帝终于把他内心中最好的那些东西,引导出来了。

    亚当斯终于找回了在“摩尔滩事件”之前的那个自己。

    那个自然的、心底和目光都一样纯净的男孩。

    五、一个人的勇气可以复活历史

    亚当斯走进了联邦调查局。

    媒体神通广大,很快就透露了联邦调查局可能重新开始此案调查的消息,并且找亚当斯采访。亚当斯在电视台,公开了他所看到的全部“摩尔滩事件”真相。

    亚当斯立即受到各种威胁。例如死去的哈里逊有一个儿子,正关在监狱里。他马上从监牢里送出话来:只要出狱,就会来找他算账。亚当斯没有退却。

    已经是温暖的春天了。可是,这一天特别冷。我们在冷风中默默行进,来到摩尔滩。河滩上的老桥已经消失,在边上架了一座新桥。站在桥上,辛迪紧紧地拉着她的姑姑,也就是亚当斯的姐姐。看上去,辛迪有些紧张,她还是第一次来到这里。后来,她下到河滩去。看着她的身影渐渐消失在河滩金黄色的茅草中,我们没有跟着下去。我们想,这当是她一个人去体验父亲当年感受的时候。

    在桥头,亚当斯的姐姐指着辛迪下去的方向,对我们说,惨案发生的第二天,她和妈妈一起来过这里,遇难者已经被抬走,还一地是血。她捡起一颗被打下来的牙。妈妈吓得让她赶紧扔了。旁边的树上全是弹孔。

    亚当斯面对全美国,他不仅为惨案本身作证,他还细细地回忆他记忆中的朋友。亚当斯说,这四个受难者不是四个名字,他们是活生生的人。他讲述童年的好朋友乔治。他讲到自己的父亲去世后,乔治怎么天天来帮助他妈妈干重活。

    有一天,乔治帮他们家劈了一大堆柴  火,妈妈一定留他吃饭。乔治端了自己的盘子,就跑到外面坐在柴火堆上吃,怎么也劝不进来。十岁的亚当斯和妈妈都深感抱歉,亚当斯一直记到今天。他说,1946年门罗的黑人们,理所当然就认为,他不应该和白人邻居平起平坐,哪怕他们是那么要好的朋友。可是出国当兵五年回来的乔治,见过了世界,眼界开阔了。他不自觉地已经和当地的黑人有那么一点不一样。他已经一眼看透那些KKK的愚蠢和傲慢,他的眼神里一定有了那么一点过去没有的自尊。可是,就是为了那么一点不同的感觉,他就被KKK杀死了。他死后,证人受威胁,正义迟迟得不到伸张。亚当斯告诉大家,这就是那个时代的门罗和南方。

    亚当斯千方百计,找到并且公布了四个死难者中三个人的照片。乔治的照片大概是从军队的登记中找到的。虽然陈旧的照片已经模模糊糊,还是可以清楚地看到,年轻的乔治穿着神气的美军军装,开心地笑着。

    亚当斯为自己的黑人朋友寻求正义所作出的努力,

    感动和激励了门罗附近的人们,他们成立了这个“摩尔滩纪念协会”。在摩尔滩附近的路口,他们建立了历史纪念地的说明标志牌。还为四名受难者建立了一个永久的纪念碑。那是刻着受难者姓名的石碑和一个安魂的十字架。他们找到了其中三名受难者的墓地,其中包括乔治·多尔西的墓地。

    1999年的老兵节,美军为乔治举行了隆重的军人安葬仪式。以纪念这位“二战”老兵。他从战场上回来只有九个月,就被暴徒杀害了。

    在六十年代民权运动高潮中,发生了一些着名的谋杀案,都是所谓的“仇恨犯罪”。一些黑人和民权工作者在南方遇害。当年由于类似的原因,一些刑事罪没有能成功起诉。这几年,这些案子在各个州重开调查,甚至有一些案子成功地起诉、定罪。虽然四十年过去了,这些当年的年轻罪犯现在都是老人了。可是在这里,谋杀就是谋杀。杀人是个人行为,任何政治气候的原因,都不能成为个人凌虐、谋杀他人的借口。对谋杀罪的起诉没有时效的限制。

    “摩尔滩事件”比一般民权案子都要早二十年,当年的凶手们没有受到法律制裁。证人证据在流失。现在事隔六十年,重新起诉就更为困难,仅仅一个人的目击证词是不够的。但是在民权组织和佐治亚州一些政治家的推动下,在2001年,佐治亚州议会全体通过决议,由州长签署,州调查局对“摩尔滩事件”重新开始调查。

    现在,这个案子的状态是开放调查、尚未解决。起诉正在推动之中。当年的暴徒们虽然大多已经死去,但仍有两名涉嫌者仍然活着。今天的集会和游行,就是推动此案起诉的一个表达:寻求司法公正不是复仇,是为死难者伸张正义。

    假如罪恶不予追究,它带来的恐惧永远不会真正消除。只要还有一个罪犯活着,这样的努力就不会放弃。

    前一天刚刚下过大雨,阿巴拉契河水在湍急地冲向下游。辛迪从摩尔滩上来,显得脸色苍白。我们回到桥上,所有的人手拉着手,一起站在风中祈祷,为死难者安魂。我们闭上眼睛,微微低下头。

    大风拂过,我的眼前,出现了穿着军装的黑人士兵乔治,他一只手搭着军用包,高兴地笑着,往家走去;另一只手里,牵着一个十岁的白人小男孩。一段完全被湮没的历史,那四个受害者就因为这个孩子生长起来的勇气,从黑暗中这样走出来了。

    他们将留在阳光里,再也不会回到黑暗中。门罗和南方一代代的孩子们,将继承他们以苦难留下的精神遗产,会有一个全新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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