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漫漫上访路——1 享受冷漠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陈桂棣春桃 本章:第三章:漫漫上访路——1 享受冷漠

    一九九四年十月一日,这是共和国第四十五个诞辰。到处是欢歌笑语,到处是火爆的鞭炮声,安徽省临泉县白庙镇王营村村民王俊彬,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这里是河南省沈丘县留府镇李大庄,虽然离他的家乡只是近在咫尺,他却是有家不能归。

    临泉县公安局于两个月前的七月三十日,下达了《关于敦促王俊斌等违法犯罪分子投案自首的通知》,《通知》上虽把他的名字都给写错了,但他十分清楚,随着这个《通知》的到处散发,他被剥夺了人身自由的同时,也被剥夺了声辩权,他已不可能再回临泉县申诉自己的冤情,回去申诉无疑等于自投罗网,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更让他感到伤心、震惊的是,二十多天之前,临泉县纪检委又做出了《关于开除王俊彬党籍的决定》。

    他带人找党的上级组织,要求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其后果却是开除出党!这是最叫他想不通,也是最痛苦的一件事。事情走到这一步,是他做梦也想不到的。他痛切地感到:今天的农民,不仅面临着物资匮乏的困扰,还将承受着从精神到心理上的巨大的压力。虽然农民有许多话想说,可是让农民说话的渠道并不畅通,民意和民情还无法能够得到正常表达,难怪一些地方有的农民不得不将早已“站起来了”的身子,又在“父母官”面前屈膝下跪;有的甚至不得不采取古人“冒死拦轿”的办法,在公路上拦截领导的车队喊冤。

    “文革”结束那年才六岁的王俊彬,是在铺着阳光的新时期的大道上无忧无虑地走过来的,接受的教育中,除了改革、开放,就是民主与法制。十八岁那年,高中还没毕业呢,他就响应祖国的召唤,走进了军营,从此又多了几分军人的奉献精神。特别是当他在党旗下庄严地举起右手,向党宣誓,更懂得随时随地维护党的决定和人民的利益,是一个共产党员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今天的王俊彬,显然不会像有的农民那样向谁屈膝下跪,他认为民主的权利不是靠谁恩赐的,他当然也不会去干出那种“冒死拦轿”的事情,他知道自己什么都丧失了,惟独没有丧失的是民主的权利。

    他要申诉。

    虽然他还并不清楚向哪一个具体的部门主张自己的权利更为合适,他却毫不犹豫地在纸的上端写出“诉状”二字。

    尽管他知道被申诉人一般只应该是部门的法人代表,一个党的县委书记不可能成为被告,但他不管这些,依然坚定不移地在“被申诉人”下面,写上张西德的名字。他认为临泉县委书记张西德在那起性质恶劣的“白庙事件”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

    临泉县隶属被称作安徽“西伯利亚”的阜阳地区。这是饱经历史沧桑的一块土地,黄河无数次溺辱过它,留下了无边的淤泥沙土,成为著名的黄泛区。当年刘邓大军突破敌人的黄河天堑防线,千里挺进大别山,就是从这里杀出一条血路,揭开了解放战争大反攻的序幕的。今天,天性淳朴的临泉人民,凭着勤劳的双手,正在改变着家乡的面貌,但由于人口的众多,一个小小的平原县,竟拥有一百八十多万人,堪称“华夏第一县”;再加上交通闭塞,土地瘠薄,至今仍是远近闻名的贫困县。王俊彬就出生在这个贫困县最贫困的白庙镇。

    我们是事隔六年后的2001年的冬天走进那片土地的,那里的贫穷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一路看过去,没有一家乡镇企业,田里种的全是清一色的大葱和大白菜,很多年以来,这里的农民就靠种大葱和大白菜为生。在村庄旁边不远,有一条公路直通外省,路两边到处是堆积如山的大葱,等着过往的司机顺便买走。我们一问价钱,不免吃了一惊,一斤仅卖六分钱,一板车葱也就抵个两三元钱;大白菜价钱稍微好一点,也只卖到一斤一角钱。然而,就是这么便宜的蔬菜,种菜的人还舍不得吃。我们进村的时候,看见一个三十岁上下的农民端着碗蹲在门口吃饭,碗里只有饭,没有菜,我们问他,这么便宜的大白菜为什么自己不炒点吃,他说了一句令我们心酸不已的话:“我吃掉一斤不就少赚了一毛钱吗?”

    2001年的白庙尚且如此贫穷,六年之前就更是可想而知了。听他们介绍,那时白庙镇的人均年收入只有二百七十四元,就是说,每人每天的收入不过八毛钱,谁都知道,这将意味着什么?尽管已经贫困到了这个地步,县、镇、村还是层层加码,不断地把各种各样的乱摊派、乱集资、乱罚款强加到村民的头上,而绝大多数的村民对这种巧取豪夺却只是敢怒不敢言。

    这天,王俊彬找到王向东和王洪超,他觉得总要有人敢站出来替大伙说句公道话。王向东和王洪超,也都是村里思想比较活跃的年轻人,特别是王洪超,提到乱摊派,他就恼得直摔头,简直就是深恶痛绝。

    王洪超的岳父是乡村中比较有商品头脑的精明人,除了种庄稼,农闲时就走村串乡去卖老鼠药,这行当成本不多,收入却是可以的。王洪超早已看出,光靠种庄稼日子过得太艰难,就跟着岳父去卖老鼠药。一天,正赶在王洪超外出卖药,村支书高建军带着苛捐杂税的突击队,大呼小叫地摸上门,每家要收六块钱的“建校费”。村里学校校舍好好儿的,没有一间危房,怎么又冒出个“建校费”呢?王洪超的母亲想不明白,也掏不出这六块钱,就说:“洪超不在,改天再交吧。”话音刚落,高建军搬起电视机就走。王母一看,忙追出门说:“家里没人,你们这么搬东西,合来不合来呀?”她说的是当地话,是在查问村支书这么干“划算不划算”。

    因为高建军与王洪超还有一层亲戚关系,她想不到高建军当上了支书就会干出这种翻脸不认人的事来。谁知,高建军理也不理,扬长而去。

    王洪超后来知道村支书抱电视机的事,气得直骂娘。

    王俊彬、王向东和王洪超三人一合计,决定先去镇里讨个说法。当时,他们三个人想得都过于简单:既然有党的“减负”政策,就应该不折不扣地执行。再说向上级机关反映下情,这也是《宪法》赋予每一个公民的合法权益。

    他们差不多是怀着无比信赖的心情,去找镇党委书记韩春生的。王俊彬更是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去寻求组织上的帮助的。他们永远记住了那个日子:一九九二年十月二十八日。那一天,让他们刻骨铭心,在镇党委办公室,他们终于懂得了什么叫“推诿”,什么叫“糊弄”,什么叫“对人民群众感情麻木”。

    镇党委书记韩春生的不闻不问,助长了村支书高建军的肆无忌惮。当高建军得知王洪超把他抱走电视机的事情也告到了镇里,恼羞成怒,不仅拒不归还,还再次明目张胆地闯进王家,又推走了他家一辆自行车。

    欠交所谓的六块钱的“建校费”,竟然抱走一台电视机还觉不够,又推走人家自行车,这事显然做得太过分,一下激起了公愤。于是,更多的村民站了出来。纷纷向王俊彬、王向东和王洪超提供村干部乱摊派、乱集资、乱罚款的人证物证。

    我们在王洪超家就见到过当年村民们的三份证据。一份是盖有“临泉县白庙镇人民政府”大印的“农民负担税费卡”,卡上承包耕地的亩数明显有改动的痕迹,而且,是一改再改,由最初的“六亩四七”改作“六亩八五”,涂抹了之后,又写成“六亩八七”。涂改承包耕地亩数的目的,不言而喻,是为提高“农业税”、“农林特产税”、“耕地占用税”以及其他各项应交的税金。至于卡上填写的“村提留”和“乡统筹费”的数字,更是叫人雾里看花:两组十四项“应付费用”款,数字是十分具体的,但其中的依据是什么?为什么要村民交这么多?谁也说不清。总之,十四项钱款加起来,应该是九十三元一角整,“合计”栏里也是这么填写的,却不知为什么,又用红笔给杠掉,改成了九十一元五角六分。在另一份盖有“临泉县白庙镇邵营村民委员会”大印的“农民承担费用收款收据”上,“乡统筹村提留”的九十三元一角整,又变成了九十一元四角七分。看上去,越改收的钱款越少了,而且收款人还在这份收据的空白处写上了一行醒目的大字:“依此据为准其他单据作废。”就是说,再加上“应交”的税金,这户农民总共就交了一百四十元三角六分。然而,富于讽刺意味的是,这户农民提供出的又一张油印的“邵营行政村农户一九九三年午季交款通知单”,无疑应该被看做是“作废”的“其他单据”,“通知单”上通知午季必须交纳的竟是一百八十四元零一分!他“承包耕地”的数字不仅又变成了“六亩八八”,应交税金也由四十八元八角九分变成了一百五十五元二角七分!

    一份“税费卡”,两本不同的账。一本是要村民如数交纳的,一文钱不能少;一本是写在纸上专门给上边来人检查用的。掩耳盗铃,欺上瞒下已经到了无所顾忌的程度!

    王俊彬、王向东和王洪超掌握了村民们提供的这许多证据,更坚定了上访的信心。由于镇里对村干部的问题极力包庇,他们不得不“越级上访”,这以后就找到了县里。

    使他们大感意外的是,在县里,他们遇到的竟然也全是冷冰冰的面孔。

    于是,三人横下一条心,决定去找一把手。

    “我们要见张西德同志。”他们认为,县委书记是全县党组织中最高的领导,党性肯定也是最高的,不会看着下边公开违背党的减负政策不管不问的。

    但是办公室的同志诧异地抬起头,发现闯进来的是几个农民模样的年轻人,很不耐烦地说:“知道张西德是谁吗?”

    “县委书记呀!”

    “你们是哪里的?”

    “白庙王营的。”

    对方一听就奚落道:“县委书记也是你们随随便便就可以见的吗?王营村的事,你们应该找白庙镇党委和政府去解决。”

    “可是镇里不问。”

    “他不问,你们就来找县委书记?如果全县所有村都像你们王营,有事没事就跑到县里找书记,这县委书记还能干吗?”

    三个人全傻了眼。

    王向东的脑子来得快,忍不住地问:“镇里不管,你说不找县委领导找谁?”

    对方一下站了起来,冲动地扇着两臂,像轰赶一群鸭子似的大声喊道:“去去去,我们还有事!”

    有着几分心计的王洪超,一直没言声,这时冷静地说道:“我们要求县委落实中央‘减负’的政策!”

    “谁不给你落实,你去找谁!”

    “我们就找张西德书记!”王洪超声音不大,却说得十分坚定。

    “不行!”

    “为什么不可以?”

    “不可以就是不可以!”对方终于把话说死了。

    对方冷嘲热讽道:“快走!否则,这种态度都不会再有!”

    从县委大院走出来的时候,三人的脸色都十分难看。王洪超后来谈到走出县委那一瞬,他强烈地感觉到,原来心中一种最圣洁的情感,忽然间被人粗暴地玷污了,他痛苦极了。

    回村后,村民们凑在一起开了个会。大伙都觉得,既然三个人去县里反映问题,势单力薄,得不到重视,那就各家各户能去的都去。这以后,王营村三百多村民一齐出动,坐着十几辆农用车和四轮拖拉机,浩浩荡荡开进县城。

    然而,人多势众,不但于事无补,反倒引起县委更大的反感,说他们这是在“聚众闹事”。几次受挫之后,村民们感到,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在临泉县已毫无解决的希望,剩下的,就只有三条路可走:一是找地区,二是去省里,再就是直接进京。去地区和去省里,不少人都表示心中无底,因为无论地区还是省里,都与临泉县委和县政府有着太多的联系,不能说他们就一定会是“官官相护”,但把上访的材料层层下批,最后又批到被上访人手里的事,却是完全可能的,这样的故事,当今的报纸、广播、电视上已屡见不鲜。假如是那样,人家指个兔子叫撵,一圈撵下来,不说村民们的时间和精力赔不起,也没有那些钱朝外拿呀!

    大伙七嘴八舌,各抒己见,到了后来,意见就渐渐集中起来,这就是: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去找党中央、国务院!因为,减轻农民负担的好政策就是党中央、国务院制定的,党中央和国务院同咱底下农民的心贴得最近!

    当然,大家也都知道,这样“越级告状”,将会承担很大风险。一个严峻的事实是:进京上访,反映白庙镇和王营村的问题,客观上看,告的却是临泉县的“黑状”。至少说明,临泉县拒不落实中央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是给党抹了黑,是为国家添了乱。县委书记张西德对此绝不会善罢甘休。

    提到张西德,大伙在临泉县的电视上早就熟悉了:五短身材,说话爱挥手;做报告的稿子可能是秘书们给写的,文辞还可以,可他一到脱稿讲话时,就没有了一点文雅气,说的话跟个粗人没啥两样。一次会上,在强调计划生育不准超生的时候,张西德竟挥着拳头信口开河道:“我宁要七个‘坟头’,不要一个‘人头’!”说得大家全伸舌头。这句充满杀气和血腥的话,被流传得很广,谁听了,谁脊背发凉。

    总之进京上访,前途难卜,谁有能力有胆识担当此任呢?

    大伙心里当然全清楚,只是谁也不忍心先开口。推选进京的代表时,村民们一双双充满期待的目光,都不约而同地注视着王俊彬、王向东和王洪超三个年轻而又有文化的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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