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千禧年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周德文吴比 本章:第十九章 千禧年

    100年前,“天朝上国”神话破灭。50年战乱,生灵涂炭、民生凋敝,脆弱的国家备受摧残。50年休养生息,朝气蓬勃的改革使经济发展举世瞩目。到这年,人均GDP迈入850美元大关,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邓小平21年前的夙愿成真。

    从此之后,双方接触频繁,可都无实质性合作。虽然没有接受“形象代言人”的请求,但克林顿对这个极富创新精神的温州人充满好感。也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支持下,更多的温州商人一劳永逸,走上他们人生与事业的快车道。

    温州工商局的注册资料中,潘明虎作为“最早一批登记在册的个体工商户”被记录备份。悠悠岁月,小小的门脸成为他及全家人生活的来源。20年后,商铺周围高楼遍起,商场林立,潘明虎亦不复当年之勇。每天,他坐在柜台后,看着街上人来人往,经受着这个城市时刻发生的财富神话和跌下神坛的幻灭。他依然每天安然享受早餐,殊不知: 门外人来人往,可城市每年有1000多位和他一样的人在失去营业执照。这意味一部分人从富者回归贫穷。

    大环境下,一个细节颇有意思,温州市“关于老板财富来源”的调查问卷,57%认为其财富是靠才能挣来,37%认为是苦干出来,只有5人怀疑老板财富“发得不明不白”。这也许是百里挑一的好消息。无论如何,温州人走完了20世纪,在21世纪的开头也基本上给日后多年的发展定下了调子。

    “入世”谈判进展顺利,经济走出低谷,歌舞升平,美好前程氤氲上升,人们展开想象,期待新世纪是如何与众不同。

    创业初,市场竞争较弱,企业强力切入,靠强打硬拼及管理者个人魅力,显示生猛霸道之气,余威所及,皆尽慨然,企业完成从低位到高端的初级蜕变。但草莽终究日暮途穷,市场格局已定,竞争加剧,此种战略路径却不能提供动力,企业徘徊原位。报喜鸟旗下分公司四处开花,但企业辗转挪移,发展举步维艰,每一次细小的进步都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迪拜谋生的温州人已经不少,多是打工赚辛苦钱。陈志远初来乍到,白天在餐馆打零工,晚上去酒吧煮咖啡,下班后住仓库,睡地板。沙漠地区长年日照强烈,栖息仓库,每天像蒸桑拿,个中滋味自是不言而喻。忍受过无数不眠之夜,他渐渐攒下积蓄。迪拜还是个商业处女地,中国小商品很走俏。陈志远利用手头资金摆起6平方米的地摊,买卖廉价小商品。

    出租车司机的话让他茅塞顿开: 温州人忙,只想赶着多赚钱,哪有时间吵嘴。有时两辆汽车发生刮擦,理亏的一方留下一张名片,说声“修好了找我来报销吧”,双方各自散去。找交警处理要花时间,“还有事,等不起”。

    居安思危

    或许,胡长清的一番感慨能说明一些问题。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看着玻璃窗上透亮的世界,他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假如江西的新闻媒体能够像美国记者曝光克林顿那样,敢于报道我的绯闻,我不至于落到死刑的地步。”

    生意兴隆,陈志远踌躇满志,吞下木沙拉大街上的另外两座商城,取名“志远鞋城”与“中国轻工城”。他也成为迪拜的名人,经营理念被当地人视为金科玉律。木沙拉大街华丽转身,从荒芜的大街变成迪拜繁华的商贸中心。

    多数人置身于未来的美好想象中时,吴志泽做出令人颇感意外的决定: 分家。这一年的“报喜鸟”集团已是一个庞然大物,实力雄厚、前途无量。“分家”岂不自毁前途?

    新年钟声敲响,千年虫随着计算机逐渐普及,与之有关的技术问题层出不穷,千年虫无疑是最令人忧虑的一例。千年虫,又叫做“2000年病毒”、“千年病毒”,是指在某些使用了计算机程序的智能系统中,由于其中的年份只使用两位十进制数来表示,因此当系统进行跨世纪的日期处理运算时,就会出现错误的结果,进而引发各种各样的系统功能紊乱甚至崩溃。 并未如期而至。几十年前的预言没有即刻发作,虚惊一场,人们开启香槟酒庆贺新年,觥筹交错间,阴影烟消云散。

    站在千禧年的门槛上,每个中国人都感触良多。

    南存辉劝钟普明:“下海是时候了!”对方犹疑不决。南存辉接着说:“经济发展很快,政治体制改革相对跟不上,如果干部按能力、大家选的话,你不至于还做经委副主任……”钟普明轻微战栗了一下,显然,此话击中要害。最终,他决定先把自己解放,毅然下海。

    这就是时代分水岭。站在其面前,人们不自觉地分排而站,有人犹豫徘徊,更多人怀着美好愿景在理想之路上奔驰,未来虽变幻莫测,但尚有当下可以把握。

    言谈中,三人达成共识: 西部大开发不应简单照搬东部“模式”,而是应该从中学习发展过程中树立的观念、形成的思路和培育的精神。

    精明、暴富、狡猾、可恶……炒房团横扫大江南北。他们出手阔绰,飞扬跋扈地赚回大把钞票,还能全线撤退,安身事外。进退之间,财富暴涨。

    不过,陈志远灵光乍现。当时,在阿联酋经商的中国人成千上万,多是分散经营,如果把商城改造成“中国商品城”,把中国商户聚集起来,岂不是一举两得。他找到管理部门,不费精力就租下这座不景气的商城。

    而您,一定对“中国”这个东方国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吧。前些年您到过中国的西安、桂林,我们的一位员工曾亲眼目睹过您的容颜。更多的时候,我们是通过媒体关注您。

    作家张平深谙世人心思,小说的出版把反省思潮推向高潮。稍后改编的反腐电影《生死抉择》则将之推向极致。影院中总会爆发出惩恶扬善的快意掌声,将反腐主题渲染得淋漓尽致。

    商海大潮此起彼伏,个人命运亦随之跌宕,沉浮间兴衰荣辱交替轮换,在大河奔流的背景下,映衬出进退有度的纷繁世态。

    东人西行,首站西安。同时,有三位“西人”来到温州。街道上人来人往,并无人高声说话,张登社印象深刻。作为西北某棉纺厂厂长,前后走过不少城市,但如此“温和”的城市性格还是第一次碰到。走在大街,竟然看不到中国城市“街头巷尾经常爆发的口舌之争”,这让他充满困惑。

    这个专售学生电脑的小店和他的主人一样,清冷惨淡。而整整20年前,政策春风吹到温州,一路遍地花开,潘明虎心潮澎湃,花费60元钱,申请注册这家店铺,做起个体户,早期生意经营日用杂货。

    安万红四处打探消息,得知国家对私人购买直升机并无限制。另一方面,内蒙古的4架直升机是俄罗斯乌兰乌德飞机制造厂生产的米8t,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客货两用直升机,适合山区飞行。他多方奔走,用3400万元买下这4架直升机。

    我们欲高薪聘请您担任“法派”的“形象代言人”,我们是极其真诚地对您发出邀请。望我们的愿望能实现。

    实际上,吴志泽为企业前途忧思多日。

    严格来讲,这不能算是一次真正意义的分家: 股权结构没有改变,五大股东的股份还在集团。改变的只是五大股东在子公司的股份,“谁主持公司,谁的股权将上升。”实际上分家只是报喜鸟按照“动态股权制”,重新划分权力、责任和利益的一次调整。集团还制定严格的奖罚制度: 每个子公司必须保证20%以上的年增长率,成绩突出的管理者,其股权比例将得到进一步扩大。3年之内,子公司资产增长率未达到年均20%的增长目标,总经理就地免职,永远不得从事经营管理工作,其在所经营子公司的自然股扣减一半,总股权随之减少。

    租期10年,花光所有积蓄,陈志远成败在此一举,破釜沉舟。他四处跑动,大肆宣传,与温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合作,组织温州人到商城经营开店。数月,商品城开张。上百家商户进驻。可不久,问题随之而来: 商品品种单一,商铺间为争夺客户,陷入杀价的恶性竞争。许多商户惨败搬离,即使残存的也元气大伤,交不起租金或者根本不交,拖欠直接走人。

    炒煤有利可图,温州“游资”闻风而至,成为被人羡慕或痛恨的煤老板。

    这种平静很快被一个名气不大的公司打破。该月最后几天,喜欢上网的人们忽然发现,新浪、搜狐、网易等几大门户网站首页不约而同地出现一条爆炸性新闻: 温州一家民营公司向美国总统克林顿发送电子邮件,表示愿以200万元人民币的年薪“聘请”他在卸任后担任该公司“形象大使”。

    信中写道:

    群氓的疯狂,少有人在喧嚣中保持着一份清醒。

    三人在温州街头流连忘返时,温州西南山区的小城泰顺“火”了起来。泰顺地处温州西南山区,交通不便、经济落后,但旅游资源丰富。

    回到宾馆,三人意犹未尽,接着总结考察心得: 温州并非十全十美,高科技人才不足、产业水平尚需提高、市容市貌有待改善。但瑕不掩瑜,温州经济的核心是“人”,敢闯市场的温州人,才是经济发展的独特优势。

    <er">引子

    陈志远本是温州一富商,1999年生意亏损,血本无归。对于一个享受过富贵的男人来说,转变之剧烈,犹如冰火两重天。他消沉了一段时间,但最终没有一蹶不振,借了笔路费,孜然一身到迪拜闯荡。

    2000年,小小的地摊远不能满足陈志远生意的诉求。他流连街头,寻找机会。

    制度缺失的年代,胡长清参与倒卖钢材、柏油,用权力出版推销台历、挂历,利用关系为银行揽储得回扣,参与企业入股分红,和那些上蹿下跳者沆瀣一气,和那些试图越界者同流合污。小钱养大的胃口,最终把他们吞噬。

    商业再次恢复繁荣,一个新词汇“CEO”出现在企业家视野里。舆论争论此词汇是否适合中国国情,却并不妨碍企业家们对它的钟情。

    新浪网登陆美国纳斯达克。紧随其后的是网易,尽管发行当天跌破发行价。而搜狐不甘落后,互联网泡沫崩溃前夕,三只中国门户网齐聚纳斯达克。

    走到一个十字路口,有鞋童热情地招呼翟松天擦皮鞋,一双两元。他邀请王、张二位同擦,三人排好顺序,准备依次擦鞋。那个鞋童一挥手,招来两个鞋童,一人一位,5分钟擦完,6块钱到手。付完钱,翟松天慨叹:“都说温州人‘脑袋富’,赚钱办法多,市场意识好,我看协作精神也不错。缺乏资源的温州能很快富起来,除了政策、机制方面的原因,这也是一个关键因素。西部很多地方资源是很丰富的,如果脑袋能富起来,观念新起来,致富的办法一定就会多起来。”

    这样的机会无处不在。

    2000年大年初五,民工专列开进上海。这是第一趟载满民工的列车,并以此命名。它始发自安徽西部阜阳。车厢里满满当当,各种声音扰扰,气味难闻。外面地冻天寒,车厢里有人中暑。即便这样,能挤上开往大都市的列车去奔赴前程,这些小地方的农民们还是庆幸。有人受不了拥挤,爬上行李架,乘务员声嘶力竭地高喊,赶紧下来,不想活了?躺在上面的人不为所动: 就是想活得更好,才来的。从此后,“民工流”愈演愈烈,呈现参差复杂的走势,成为中国社会一种奇特现象。

    强强联合战略奠定了报喜鸟最初的“飞黄腾达”。天长日久有时尽,当大家期待上新台阶,却不乏失望地发现所向披靡的战略模式已是强弩之末,不仅动力衰竭,且弊端乍现。

    反思

    几个月前,“法派”董事长彭星赴欧洲考察。期间,无意中听到信息: 美国总统克林顿卸任后可能从事影视业。他下意识地察觉到其中有文章可做。当年“伟哥”上市,克林顿曾半开玩笑地说自己要给“辉瑞”做广告,彭星对此记忆犹新。他想,“为什么不能花钱请克林顿”为公司代言?公司国际化路线,挑选品牌代言人举足轻重,如果能聘请到卸任美国总统担任公司形象大使,引发的效应该是如何轰动。

    有人买飞机,更多人倒买倒卖房地产。杭州城西某房地产项目开盘,苍南一生意人花200多万元买下5个商铺,随即转手净赚300万元。这样的财富神话刺激着温州人进入资本市场。《温州晚报》广告部主任董文远见证了这段辉煌。那时候,晚报广告版被各种房产广告占据,广告部到手的价格“9.2折就算是不错的价格”。后来,晚报专门成立了以房地产为主要投资工具的投资俱乐部,拥有庞大会员。其中多是女性,“丈夫经营实业、妻子炒房”,全国各地考察投资,“太太炒房团”由此而来。

    陈志远始料未及,既然上路,无法回头,只能背水一战。商城一派死气,危急关头,他石破天惊,四处贴“安民告示”,承诺经营户: 所欠租金一律免交。商铺们为诚意所感,回归市场。陈志远联合经营户,制定规章制度,帮助树立品牌。商品城起死回生。

    “没有默默无闻的好企业”,彭星决定“该吆喝的时候就吆喝”。回到温州,他着手实施计划。结果大感意外:“这么多媒体报道这件事”,就是“拿5000万元到中央台做广告,也没有这样的效应”。法派公司在中央电视台每年投入广告费不下千万,也“根本没有这样的效果”。

    这年,温州炒煤团斩获颇多。

    遍地流金

    我们是用“真诚”和“敬意”给您写信。这封信凝聚了数千名“法派”员工的心愿和梦想。

    单凭一封电子邮件制造出如此声势,深谙商道的彭星做了一笔很划算的生意。

    早年,安万红靠个体起家,致富后寻找振兴家乡经济的途径。偶然得知内蒙古有闲置的直升机,他敏锐地捕捉到其中商机: 泰顺交通落后,大好风光只得藏匿深山,如果购买直升机用来搞旅游经济,有可能会火暴。

    时间可以磨损容颜,也能消磨斗志,但它能让真相大白。与前者相比,后者更值得孜孜以求。时间孕育出答案,什么样的当下,都会倒映出一个同样的未来。

    人类正在结为一体,共同为困扰自身的世界难题群策群力。而彼时,中国并不是论坛的关键词,只是在静静地参与,成为达沃斯的主角则还需要等上8年。然而,遥远的温州,南存辉和钟普明在均瑶宾馆会面。一位政界精英,一位商界领袖,两人促膝长谈,也在为各自的未来确定方向。

    我们给您写信,就是希望您卸任后做我们的“形象代言人”。我们公司的情况在此信中就不一一赘述。总之,“法派”企业是一个生机勃勃、不断向世界靠拢的中国服饰企业。

    2000年5月,温州春风激荡。街道上繁华依旧,人们如往常一样经营生活,日子波澜不惊。

    2000年2月,瑞士小镇达沃斯持续沸腾,瑞雪中迎来大批政商名流。33个国家领导人,1020位一流公司高级执行官在为期6天的时间里,“为21世纪初叶确定基调、氛围和重点”。

    三人中,翟松天是唯一一位学者。身为青海省社科院副院长,他对温州人的“能吃苦”、“会赚钱”早有所闻,此次是为亲自感受见证。

    清冷潮湿的空气中,小贩们的叫卖声绵长回转。潘明虎来到鼓楼前一家小吃摊,照旧叫了一份生煎包和一杯豆浆。简单的早餐后,他走到另外一条街上,在一个临街的铺子前停下,掀开门板,走了进去。逼仄的空间,杂乱地摆放着一些计算机配件,鼠标、键盘以及游戏软件和碟片,不时有几个学生模样的人进来打看一番,转身离去。

    11月,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首批案件一审14人被判处死刑,另有12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大批腐败分子倒下,行贿受贿的老板们也张皇失措,一个官员的背后总能牵连出一系列从事不法勾当的商人。

    前后境遇截然相反,折射出独特的变局: 中国社会发展到能够容得下怪异,经得起颠覆的阶段。吕燕的走红,恰如时代潮流中的一个缩影,映衬出未来的无限可能。

    这封信件再次吊起媒体和公众的胃口,人们拭目以待。不久,克林顿与彭星在北京会面。事件的两个当事人第一次握手,共进午餐,显示出亲密神态。会谈结束,克林顿欣然接受彭星馈赠法派西服、衬衫、皮鞋、领带系列产品。

    权力和财富的勾结让人动容,也让人心有余悸,而反省变得必不可少。

    法派服饰有限公司一石激起千层浪。这家名叫“法派”的公司顺理成章地登上数千家媒体的头版,不乏《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和《朝日新闻》。借助克林顿名人效应,以及媒体疯狂报道带来的眼球效应,这家此前多少有些默默无闻的服装公司名声大振。

    任雁鸣,温州第一强镇——柳市镇镇长。该镇1999年财政收入2.7亿元,超过内地有些地市,故有“柳市是个市”之说,任镇长因此被戏称为“任市长”。

    梳理温州民营经济发展,事后风光无限的企业多是起于毫末之间。起步时,一穷二白,只能局限于有限的领域。摆地摊成本小、变现快、风险低,成为温州创业者首选。靠卑微摆摊吆喝,他们挣到人生第一桶金,手头宽裕,便谋求大生意。这时候,他们多放弃地摊,转而进军更高层次的销售,专卖店代理、连锁经营、大宗批发。

    他走到木沙拉大街。荒芜宽阔的街道,行人寥寥,阳光明媚耀眼,水银泻地般在街道上四处流窜,增添一份萧瑟。他脚步匆匆,边走边左顾右盼。街头的一座商城门可罗雀。他决定进去看看。进门后才发现这根本不能算作商城: 空空荡荡,总共两家商铺,生意萧条。

    我们“法派”是把最精致的服饰奉献给热爱生活、追求卓越的人们。而您的气质、风度及丰富的人生内涵不正是我们寻找的最佳选择?

    与法派的“真诚”相比,白宫方面不做任何表示,更加深了“自我炒作”嫌疑。猜疑与辩解声中,事情逐渐被媒体和公众淡忘,但远没有真正结束。

    泰顺的“火”和老板安万红有关。

    荣华富贵转头空,是商业社会一条颠扑不破的铁律。类似的事情层出不穷。然而,对于40多岁的陈志远来说,剧变着实残酷。辛苦拼搏半生的财富顷刻烟消云散。

    在北京漂泊一年,无人赏识,吕燕的“模特梦”支离破碎。中国审美传统判断,这个原本“含胸驼背”,“下河上树”无一不通的乡下女孩,实在不具备模特资质。她被中国时尚界视作“奇丑”,独特的外形令她在本土屡屡碰壁。

    当然,愿意解放自己的人还有很多。

    一年后的2001年,余波又起。法派意外收到克林顿妻子希拉里的电子邮件,前美国第一夫人明确表示,卸任的克林顿愿意认真考虑“法派”的邀请,期待与法派方面进一步洽谈。

    这几乎可以被称为一个标志事件,自此之后,LV登陆中国,GUCCI摩拳擦掌,人们一边忙着挣钱,一边对服装、发饰指指点点。

    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三位来自不同阶层的温州人结伴,冒着漫天大雪,要去履行一项特殊的任务。此行三人的身份颇具代表意义: 叶正猛,温州市政府副秘书长兼政府办公室主任。

    甘肃人王立泰也是第一次来温州。在老家,他见过家财万贯的温州大老板,也见到过风雨无阻在街头钉鞋的温州小老板,直到身临温州,才体会到这个城市的精髓。看着身边匆匆而过的行人,他感觉整个城市就是“一部高速运转的机器,不停地创造着价值”。

    有人说,将来中国私营经济最发达的地方,必定在温州。不过,下一个千年的温州商业会沿着什么逻辑与脉络薪火相传?今天那些初创而成的商业王国中,何种类型的企业可以经得起百年间社会变迁、结构调整、板块重组后依然占据主流?

    但担心也变成现实。2000年,深圳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四川为510美元,而贵州只有280美元。生活其中的老百姓强烈地体会到差距: 当京城时髦男女朝圣般地赶到剧院看《切格瓦拉》时,贵州省许多山村甚至还没有通电。

    站在千禧年来看,各种反思绝非心血来潮,但其中的分量,则需要细细品味。

    高天乐,天正集团公司董事长。5万元起家,10年后,资产数亿。三人同行,目的各不相同: 叶正猛打算招揽人才,任雁鸣前去投资,高天乐“想再伸一条腿”,完成战略扩张。

    而这时有人认为此事纯粹是自我炒作。面对质疑,彭星辟谣说:“从开始到现在,我们都是很真诚的态度。如果我们真是炒作,当初该搞个新闻发布会之类的。可其实我们只是在当地媒体采访我们时,谈到了我们想请克林顿做形象代言人的打算。”

    问题成堆,不改革没有出路,突破口放在了严治腐败。声势凌厉的反腐随即到来。中央电视台“极少曝光负面新闻的栏目”《新闻30分》,罕见地斥责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这位副省级官员被执行死刑,罪名贪污腐败。当时,另外一位部级高官成克杰正在接受中纪委调查,震惊中外的厦门远华走私案也进入尾声。

    平阳人李东来山西多年,从挖煤人到煤老板,身份巨大转变,不过数年时间。2000年,中国采矿权市场实质上已经形成。李东联合同乡承包村集体煤矿,拿到几十口煤井。煤价暴涨10倍,李东等“煤老板”几乎一夜暴富。

    随着更多人的介入,煤矿市场逐渐演变成一场“击鼓传花式的疯狂游戏”,不断陷入疯狂。一座煤矿的价格从300万元,被炒到500万元,而后一路飙升,上涨几千万元、上亿元甚至数亿元。温州人仍乐此不疲,买进卖出,“总以为能找到下家”。多年后,国家宏观调控之手翻云覆雨,来不及全身而退者成为最后的牺牲品。

    2000年这一年,江泽民总书记在广东视察时指出:“只要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这次讲话被发展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成为“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开春,中国的电视屏幕上出现了关于艾滋病的广告片。每天傍晚6点半,中央电视台第6频道会定期播出一个长达30秒的公益广告。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的是如下画面: 一所工地的空房中,穿戴整齐的少年说,“我过去一直是有责任感的。如果没有那黑暗的一夜,我的生活会很好”。在黑暗的一夜,头发染成金黄色、戴着墨镜的小伙子脸色青绿,旁边的注射器空空如也。一个青春的声音充满悔意地说,“我因为好奇和无知而毁了一切”。接下来,“艾滋病”3个红字迎面扑来、令人窒息。尽管“问题在中国很敏感”,拍摄时过程一波三折,甚至因为演员的不情愿差点流产,但毕竟开始受到正视。

    制度出台,一部分人抱持谨慎的乐观: 未来走向何处,报喜鸟能否重整旗鼓、走出困局?当下,一切都没有答案。

    吴志泽苦思冥想: 之前的联合“把大家简单地绑在一起”,企业的发展需要跳出原有的商业模式,寻求新的突破。他找到的突破口就是“分家”: 自己坐守总部,指挥大局;吴真生担任报喜鸟服饰股份公司总经理,管理集团本部;吴文忠担任报喜鸟鞋业有限公司总经理,主管西服皮具系列;陈章银担任报喜鸟集团销售公司总经理,主管国内外西服贸易;叶庆来担任上海报喜鸟服饰有限公司总经理,主管“宝鸟”高档职业西服与贴牌西服。

    或许她应该向上一辈那样,上学、工作、成家,平平淡淡过完一生。但无奇不有的千禧年赋予了她改变命运的机会——被法国大都会经纪公司看中,邀其前往巴黎深造。经过外国公司包装,原本“不符合中国审美”的女孩,却完全“迎合了国际潮流”,她“朴实憨厚又充满冷漠犀利之美”,成为世界公认的“东方之美”。

    沧海横流

    风气无比开放,艾滋病仍然是人人谈之色变的禁区,且形势相当严峻。连续几年,中国患者增长率一直在高速盘桓,到2000年,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人数突破60万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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