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何谓白话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张中行 本章:第十一章 何谓白话

    11.1白话

    以上谈了文言。文言是个怪东西,脱离口语,自成一套,而且寿命那么长,积累了那么多文献,创造了那么多花样,又离现代语比较远,很多人感到生疏,所以费的笔墨比较多。以下谈白话。白话,我们现在正在用,过去也有,都是怎么说就怎么写(理论上如此,实际做还有问题,留待下一章谈),许多方面都不像文言那样复杂,似乎没有什么可谈的。其实问题也不少。主要问题是,它应该和文言分道扬镳,却有时又和文言混在一起。混在一起,身份欠明晰,想说明它就会苦于不能斩钉截铁。确定身份是相当难的事,但为了能够有的放矢,我们总不能不大致了解,所谓白话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语言。

    11.1.1白话的定义

    白话,和文言一样,都要指书面语言,以及为什么这样限定范围,前面第1.2.2节已经谈过。这样的书面白话,定义不难,是文言渐渐离开口语,定了形,并且在书面上占优势甚至占压倒优势的时候,照当时的口语写的文字是白话。白话,口说的,当然年岁最大;手写的也可以这样说。可是定义说是在文言定了形之后,这是因为,如果没有文言,书面上都照口语写,虽然那是白话,却不必说它是白话。这意思,本书开头一节曾提到,是文言和白话,就名称说有依存关系:没有文言,就不必称照口语写的书面语为白话;没有白话,也就不必称脱离口语的书面语为文言。

    这样认识,前面第二章提到的早期书面语,甲骨文、金文、《尚书》《春秋》之类究竟应该算什么的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甲骨文、金文、《尚书》之类是商周的,推想都是照口语写或照口语而稍稍化简写。《春秋》之类时间较晚,与当时口语究竟有多大距离,我们不能确切知道。假定也距离很小或不远,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上面的规定,说这些都不是白话,因为文言还没有定形。这是消极一面的否定。积极一面,肯定都是文言,就还要找另外的理由。在第二章我们说是依常识,也就是从俗,现在白话有了定义,似乎就可以加强一点说,既然不是白话,又和定了形的文言有前后相承的关系,就无妨说或只好说这些都是文言。这有如子孙腾达了,父祖辈借光得了封赠,也就可以称为师保之类了。

    给白话定义,强调与文言对立,还有个好处,是辨认白话就有了比较明确的依据。办法是从词汇、句法、韵味等方面看,显然与文言有区别的,是白话,反之,不是白话。自然,真正去辨别,还不免会遇见像是有区别而又不显然的,这怎么处理才合适,留待下面第十四章讨论。

    11.1.2白话的特点

    特点是对比的产物,也惟有对比,才显得更有述说的必要。前面第五章介绍文言的特点,主要就是从与白话的不同方面说的。现在介绍白话的特点,当然也要从与文言的不同方面着眼。上面11.1节说,白话的许多方面都不像文言那样复杂。这是因为它是照口语写,口语是家常便饭,即使有些讲究也不很多。还有,文言和白话虽然有大异,却也有些小同,如字形、字音之类,前面已经讲过,当然就不必再讲。可以讲讲的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当然是词汇和句法方面的不同。白话里有大量的词,以及很多说法,是文言里不用的。这类现象,无论翻看中古的白话还是现代的白话,都可以清楚地感觉到。例证当然是随处可见,这里只举一点点。先说词汇方面的。《史记·陈涉世家》记载,陈涉称王之后,一个穷困时的旧相识来看他,走进王府,看到陈涉享用的阔气感到惊讶,说:“夥颐!涉之为王沉沉者。”夥颐是感叹词,是白话,除绘影绘声以外,文言里不用。又如《世说新语·巧艺》篇记载,顾恺之画人不点睛,人问他,他说:“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阿堵是白话,意思是这个,也是除了绘影绘声以外,文言里不用。再以后,如《京本通俗小说·西山一窟鬼》说吴秀才“没甚么盘缠”,没、甚么和盘缠都是白话,文言里也不用。现代白话里大量的词,尤其新生的或新借的,如宏观、反馈之类,与文言更是风马牛不相及,这大家都清楚。再说句法方面的。同样的意思,白话用另一种说法,例证也是随处可见。如《京本通俗小说·西山一窟鬼》里有这样两句话:“都把孩儿们来与他教训”,“走将一个人入来”,都是文言句法里没有的。现代白话,如把字句,两个动词带一个宾语,用助词“得”引出补语,等等,也是文言里没有的。现代白话里还有不少译文,大部分异国气很重,那就与文言相隔更远了。此外,表示语气的办法,白话和文言的分别更加明显,这在前面2.3.3节已经谈到,不重复。

    其二是与作品有关的人群,阶层不同。这是就作者和读者说,与文言有牵连的人大多是上层的,与白话(现代白话例外)有牵连的人大多是下层的。原因很简单,是在旧时代人的眼里,文言和白话有雅俗之分,庙堂和士林要用雅的,引车卖浆者流只能用俗的。打开文献库藏看看,这项区别会表现得更加明显,文言典籍的作者十之九是这样那样的官;至于白话,以小说为例,早期的多是伎艺人所作,当然要成为无名氏,就是留名的,如罗贯中、施耐庵等等,也等于不见经传。甚至世家出身的曹雪芹也不例外,如果曹家不败落,或者他腾达了,成为尚书、侍郎之类的高官,也就写不出来了。至于读者,或扩大些说欣赏的人,阶层的区分也很明显。苏轼《东坡志林》卷一记载:“涂(途)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陆游诗也有“满村听说蔡中郎”的句子,又,《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一类书曾记载瓦肆(也称瓦舍)伎艺人说书的情况,可见讲小说,地点限于村野和市场,“大雅君子”是不去听的。宋元以后,小说更加流行,士大夫中有些人由不理会进而变为厌恶。如清初周亮工著《书影》,开头记他父亲的家训式的著作《观宅四十吉祥相》,其中第一相是“案头无淫书”,下有小注说:“昔人谓黄鲁直作艳词,以邪言荡人心,其罪非止堕恶道。近日作小说人岂止艳词!非常报应,人人亲见之。案头如有片纸只字,当尽数焚却。坏心术,丧行止,皆此等书引诱。”这位周公没有大权,所以烧还限于自己家的案头,至于皇室,由顺治到同治,几乎历朝都下令禁止,烧全国的了。以上是说阶层方面有鸿沟。但这鸿沟又不是决不可逾越的,因为白话这个表情达意的工具,不只能够讲故事,而且能够讲哲理。这指的是语录,来源于和尚的讲禅机,宋明理学家学了去,用它讲性理,大和尚,理学家,当然都是上层人物。还有,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尤其到近代,上层人中也会有少数喜爱所谓俗文学,如俞樾修改,刘鹗写就是这样。

    其三是发展变化的迟速不同。前面谈文言,常常说到定形,意思是,某一时期这样,其后还是这样;即使有变化,也是零零星星的。白话没有这样的定形。原因很明显,是它要照口语写,口语变,它就不能不随着变。唐朝以前,我们几乎见不到纯粹的整篇的白话,可以不论。唐朝以后,宋元话本存世的还有一些,既纯粹,又整篇,可以作为那时期白话的代表。我们现在读它,与等比较,就会发现,韵味已经相差不少,如果与等比较,那就相差更多。文言变化慢,是因为不只可以用旧的,而且乐得用旧的,如冠礼是早已不行了,明清人用文言写,表示成年,还要说弱冠或已冠,不这样就像是不够典雅。白话基本上不能这样照抄旧的,如“须——”,“——则个”等说法,话本里随处可见,里不沿用,里当然更不能用。专就这一点说,白话比文言个性强,不同的时期总是有不同的面目。其四,文言和白话并存,难免互有影响,可是影响力量

    的大小不同:文言大,白话小。以国际贸易为喻,文言对白话是出口多进口少,白话对文言是出口少进口多。这当然有原因,是用文言写的人,一般认为白话是俚俗的;用白话写的人,有不少也会文言,或者由于需要,或者由于不知不觉,笔下很容易出现文言手法。用惯文言的士大夫间或用白话,个别的,情况千差万别;一般的,我想到的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作诗(主要是模仿乐府民歌),作词(主要是早期),用一些白话或比较通俗的文。因为这类文体来自民间,所以严格讲,这样用白话,是保留而不是吸收。另一种是明朝晚期的公安派以及受它影响的李渔、金圣叹、郑燮等,因为主张并表示行文要直写胸臆,所以文言里有时夹杂一些白话。这样的白话是宴席上的小菜性质,虽然上了席面,地位却并不高。至于相反的一面,文言给白话的影响,那就大多了。随便举一些例。一种是白话里夹用一些文言说法。如第一折张君瑞上场的道白,当然是用白话,可是里面夹用了“本贯西洛人也”,“小生书剑飘零”,“萤窗雪案,刮垢磨光”,“何日得遂大志”,这是白中藏着一些文诌诌。另一种是白话里用力玩弄文言的花样。如《破魔变文》用了大量的骈俪:

    伏愿长悬舜日,永保尧年,延凤邑于千秋,保龙图于万岁。伏惟我府主仆射,神资直气,岳降英灵,怀济物之深仁,蕴调元之盛业。门传阀阅,抚养黎民,惣邦数之清规,均水土之重位。自临井邑,比屋如春,皆传善政之歌,共贺升平之化。致得岁时丰稔,管境谧宁。山积粮储于川流,价卖声传于井邑。谨将称赞功德,奉用庄严我府主司徒。伏愿洪河再复,流水而绕乾坤;紫绶千年,勋业长扶社稷。次将称赞功德,谨奉庄严国母圣天公主。伏愿山南朱桂,不变四时;岭北寒梅,一枝独秀。(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卷四)

    还有一种是白话里大量引用文言作品(经常是诗词)。如《京本通俗小说》,《碾玉观音》,入话之前引诗词十一首;《西山一窟鬼》,开篇是一首集句词,然后举各句的出处,共引词十七首;故事当中夹用诗词以求画龙点睛,更是各体小说的常用手法。这样大量引用,当然是因为作者和读者都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写得美,突出重点。此外,还有一种受影响更大的,是干脆用或绝大部分用浅易的文言。最典型的例是,如开头一段: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周末七国分争,并入于秦;及秦灭之后,楚、汉分争,又并入于汉;

    汉朝自高祖斩白蛇而起义,一统天下,后来光武中兴,传至献帝,遂分为三国。推其致乱之由,殆始于桓、灵二帝。桓帝禁锢善类,崇信宦官。及桓帝崩,灵帝即位,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共相辅佐;时有宦官曹节等弄权,窦武、陈蕃谋诛之,机事不密,反为所害,中涓自此愈横。

    这虽然够不上地道文言,但作为话本系统的作品,文言的气味总是太重了。

    其五,文言大致是超方言的;白话不然,虽然大多用所谓官话,却常常不能离开方言。原因是任何人都能想到的:文言可以脱离口语而独立,独立,自然就不受口语的约束;白话不然,照口语写,作者口中的语就必致影响手中的笔。文言还没有定形的时候,方言有可能在书面语中占一席地,这我们可以从《楚辞》《尔雅》和扬雄《方言》里找到一些痕迹。定形之后,方言渗入的可能几乎没有了,文言成为各方言区的通用语,因而江苏的顾炎武才可以和山西的傅山用笔墨交往。白话照口语写,严格说,就是用官话写的话本,也不能没有一点方言的成分。但一般是量不大,或不是鹤立鸡群那样明显,可以不在话下。有比较明显的,如《金瓶梅词话》里有山东话;,对话部分用苏州话;,杂用了苏州、上海等地的话。在戏曲里,这种现象表现得更为突出,如现代的越剧、川剧等地方戏,用的都是方言,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最后,还可以比比了解的难易。现代白话与文言比,当然是文言难,白话容易。宋元以及更靠前的,似乎也可以这样说,但又不可一概而论。因为专就难点(指生僻的词语和说法)说,文言难,有个边际,而且绝大多数可以遵循老路走通;白话就不然,而是没有边际,想得确解,常常苦于无处查证。举例说,《鲍参军集》和都是南朝初年的作品,前者是纯文言,后者夹杂一些白话,我们现在读,总觉得前者问题少而后者问题多,即使参考旧注,一些南朝的口语究竟是什么意思,也常常难于搞清楚。宋元白话也是这样,即如“莫须有”,我们现在还在引用,究竟是什么意思?解说的人不只一位,直到吕叔湘先生解为“恐怕有”或“别是有”(《语文杂记》第二条),像是才取得多数人的首肯。其实,白话有些词语难解,是很多人早就感觉到的,所以过去也出了些诠释的书,如钱大昕《恒言录》,翟灏《通俗编》、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陆澹安《小说词语汇释》等。但终归是条目有限,不能解决可能遇见的所有难题。

    11.2白话的分期

    分期,可以是严格的,那要以口语的变化情况为标准。可是在这方面,我们知道得不多,并且,唐宋以前,可以为例证的资料也不多。不得已,只好以文献资料的历史情况(或说白话势力的情况)为依据。这样考虑,我们可以把白话分为三期。先谈谈上限问题。两汉时期,文言定了形,可以作为上限。秦以前,问题复杂。如《左传》宣公二年记宋国筑城者嘲笑战败的华元,讴曰:“于思于思,弃甲复来。”这应该是照口语记的。可是同样是记言,如《孟子·公孙丑上》引齐人之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我们就不好硬说是白话。因为像是经过修润,而且这样一来,文言和白话的界限就更加模糊。问题来自那个时期文言还没有定形,或至少是为了不知其不可而为,我们只好从两汉说起。第一期的下限是隋唐之际。这第一期的白话,特点是处于“附庸”地位,或说是藏在文言的大海之中,上一节引的“夥颐”是这样,乐府民歌之类也是这样。第二期是由唐宋到明清,白话的特点是取得“独立”地位,典型的例是长短篇白话小说、南北曲以及多种俗文学作品,印本都是单行。第三期是现代白话,由“五四”前后起,下限当然不能预言。这一期的白话,特点是取得“独霸”地位,因为文言已经成为古董,不再用作交流情意的工具。各期有各期的白话,就是说,有各自的内涵和特点,这都留到第十五章举例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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