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序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埃利·维赛尔 本章:作者序

    作者序

    假如我一生只写一本书,那就是这本书。过去与现在总是交织在一起,难解难分。写完后,我的其他作品全都带有这本书的深刻印记,不管是关于圣经的,还是关于犹太法典的,或是关于哈西迪教义哈西迪教派(hasidism)是犹太教的一个分支,产生于18世纪的波兰,主张虔修和神秘主义。的。如果人们没有读过我的第一本书,就很难理解我的其他书。

    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呢?

    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为了不至于发疯?或恰好相反,为了理解疯狂的本质,为了理解历史和人类意识中突然迸发出的狰狞可怖的疯狂?

    还是为了留下一份文字遗产,一份记忆,以防历史重演?

    或者仅仅是想保留一份苦难的记录?我在少年时代亲历了那场苦难,此前,我对死亡和罪恶的全部理解仅限于文学作品的描述。

    有人说我就是为写这本书才活下来的,我不能肯定。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是怎样活下来的,那时我体质羸弱,胆战心惊,也几乎没刻意做什么事来救助我自己。难道是奇迹吗?当然不是。如果上苍能为我展示奇迹,为什么不为更有价值的人展示奇迹呢?这仅是一种机遇而已。但是,既然活了下来,我就得活得有意义。难道是为了悍卫这种意义,我才将原本无意义的人生经历诉诸笔端吗?

    我扪心自问,不得不承认,我不知道,不知道当初写这本书有什么目的。我只知道,假如没有这份记录,我作为作家的一生,或者我的整个一生,就会与现在大相径庭。敌人若能把罪恶从人类的记忆中全部抹去,他们就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作为见证人,我坚信自己有责任有义务不让他们得逞。

    近些年来,许多文献重见天日,这些证据表明,纳粹刚一掌控德国的政权,就要建立一个不给犹太人生存余地的社会。在他们行将灭亡前,纳粹改变了目标:他们决定留下一个毁坏殆尽的世界,在那里,犹太人似乎从来不曾存在过。这就是为什么在俄罗斯、乌克兰和立陶宛,冲锋队到处实施“最终解决方案”,他们调转机枪,戕杀了上百万犹太人,男女老少一个不留,抛尸在巨大的万人坑中,那些坑是受害者临死前刚刚挖成的。一些小分队把尸体从坑里拖出去烧掉。于是,有史以来,犹太人第一次遭到两次戕杀,并且被剥夺了埋尸的墓地。

    显而易见,希特勒及其帮凶们发动的战争不仅是针对犹太人的,也是针对犹太宗教、犹太文化和犹太传统的,甚至是针对犹太记忆的。

    我坚信这段历史迟早会受到公正的审判,我必须出面作证。我知道自己有许多话要说,却苦于找不到恰当的字眼。我痛苦地意识到自己的能力不逮,语言成了一种障碍,我只能望洋兴叹,显然需要发明一种新的语言。但是,怎样才能让受到敌人亵渎和曲解的语言恢复活力并加以改造?饥饿——焦渴——恐惧——押送——大挑——焚烧——烟囱,这些词都有自身的意思,但在那个时代,它们全都另有所指。我用母语写作——那时我的母语濒临灭绝——我写一句停一停,一遍一遍地重来。我常常想起另一个词,另一种意象,另一种无声的哭泣,但仍然觉得词不达意。那是什么东西?它在冥冥中潜行,因为害怕被篡改、被亵渎而隐藏在黑暗中。词典上的词汇空泛苍白,没有活力。我们坐在封闭的牲口车里,不知去什么地方,怎样描述那次最后的行程?或者,在疯狂的、阴森森的天地间,人性与非人性全都颠倒,组织严密、颇有教养、身穿制服的人一过来就大开杀戒,天真的幼童和疲弱的老人全都走向死亡,这又该怎样描述?在烈焰蒸腾的夜晚,无数亲人一夜之间被强行分离,整个家庭、整个社区支离破碎,那是怎样一幅惨景?一个窈窕妩媚、举止得当、金发赪颜、面带微笑的犹太小女孩,与母亲一起到达目的地,当夜就被处决,谁能相信这是事实?每当想起这些,人们怎能不惶然悚然、肝肠欲断?

    凭心而论,那时的目击者都认为,至今依然认为,别人不会相信他们的见证,因为那样的事件发生在人类最黑暗的地带。只有到过奥斯维辛的人,身临其境的人,才知道事情的本真面目,别人则永远不会知道。

    人们最终会明白真相吗?

    人们通常会帮助弱者,救死扶伤,保护幼儿,尊重老人的智慧,那些男男女女们能明白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吗?他们能否理解在那个可恶的天地里,手握生杀予夺大权的人曾经怎样蹂躏弱者,怎样杀戮儿童、病人和老人?

    有过这种人生经历的人,不论多么艰难,都无法缄口不语,一有机会就会说出真相。

    所以我韬诲隐忍,我相信沉默是金,沉默可以掩盖言辞,并超越言辞。我一直认为,撒满骨灰的勃肯诺田野比有关勃肯诺的任何材料都有分量。虽然我做了种种尝试,想要讲出难以言传的事情,却依然不够理想。

    我用意第绪语意第绪语(Yiddish)是犹太人的母语。写出了《但世界沉默不语》的手稿,然后把它译成法文和英文。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信奉天主教的法国大作家佛朗索瓦?默里亚克,坚持不懈为此书的出版四处奔波,但是,不论在法国还是美国,每个大出版商都把稿件退了回来。这又是为什么?经过一个月又一个月的信函往来、电话交谈和登门高谈,他终于成功了,此书得以出版。

    虽然我做了大量删节,意第绪文的原稿依然太长。子夜出版社规模很小,但声望颇佳,杰罗姆?林登是该社传奇式的领导,他担任了本书法文版的编辑,他又对法文译稿大加删节。我接受了他的决定,因为担心有些东西过于冗长,惟有素材才是最重要的。我更担心自己讲得太多而不是太少。

    举个例子,在意第绪文版中,本书的开头是几段悲观的沉思:

    太初有信——却很幼稚——有信任——却是徒然——有憧憬——却很危险。

    我们相信上帝,信任人,在我们的想象中,人人都被付予了舍金纳舍金纳(Shekhinah)是犹太教耶赫维神的代称,或指耶赫维神的显现,或指它出现时光芒四射的云团。的神圣火花,我们的眼睛和心灵都能看见上帝的形象的光影。

    这就是我们苦难的本源,如果不是原因的话。

    在意第绪文原稿中,有些段落谈到了我父亲和犹太人的解放。为什么新译本不包含这些?或许,这些段落太私人化了,只与个人有关,它们应当消融在字里行间。但是:

    我记得那个夜晚,我一生中最令人惶然悚然的夜晚。

    “……埃利扎,儿子,过来……我要跟你说点事……只跟你一个人说……来,别离开我,埃利扎……”

    在极度悲伤的时刻,我听见了他的声音,也明白了他的意思,但没有动。

    叫我到他身旁,那是他在极度痛苦中的最后愿望,那时,灵魂正从他破碎的躯体中挣扎出壳——而我却没有让他如愿。

    我害怕。

    害怕挨打。所以,我对他的呼唤充耳不闻。

    我没有冒着丧命的危险跑到他身旁,抓住他的手安慰他,告诉他我没有抛弃他。我就在他身旁,感受到了他的痛苦,但我没有这样做,我依然躺在床板上,请求上帝别让父亲喊我的名字,不要呼喊。我怕极了,怕党卫军大发雷霆。

    实际上,父亲已经丧失了意识。

    但是,他那揪心扯肺的声音穿透了岑寂,依然在召唤我,仅仅召唤我一个人。

    “怎么搞的!”党卫军突然发起火来,使劲打父亲的头,“安静点儿,老家伙,安静点儿!”

    父亲已经感受不到棍棒的打击了,我却感受到了。但是,我没有任何反应,听任党卫军殴打父亲,我感到他就在死亡的魔掌下。更糟糕的是,我很生气,因为他的呻吟和呼唤激怒了党卫军。

    “埃利扎!埃利扎!来,别离开我……”

    他的声音那么远,又那么近,但我一动都没动。

    我绝不会宽恕自己。

    我永远不会宽恕把我推向绝境的世界,它把我变成一个冷漠的陌生人,唤醒了我内心深处最卑劣、最原始的本能。

    我的名字是他的遗愿。我却没有对那声呼唤做出回答。

    在意第绪文版中,本书的结尾部分没有采用镜像式的手法,而是对现状做了忧郁的反思:

    迄今为止,布申瓦尔德集中营关闭不到十年,我却发现世人遗忘得极快。今天,德国是个主权国家,德国军队复活了。伊尔斯?鲍什——布申瓦尔德那个臭名昭彰的施虐狂,已被允许生儿育女了,过上了舒适的日子……战争罪犯们在汉堡和幕尼黑的大街上信步徜徉。过去被抹煞了,无声无嗅地泯灭了。

    今天,德国和法国,甚至美国,都有一些反犹太主义者,他们对世人说,六百万犹太人惨遭杀戮的“故事”只不过是一场骗局,许多人不了解真相,很可能信以为真,不是今天就是明天,要么就是后天……

    我并不天真,认为一本薄薄的小书就能改变历史的进程,唤醒世人的良心。

    书已经不像从前那样有影响力了。

    今天缄口不语的人明天依然会缄口不语。

    读者有权力问,老译本已经流传了四十五年,为什么还要搞一个新译本?如果不是因为信念,不是因为旧译本不够好,我为什么要等待如此之久,才用一个更优秀、更贴近原作的译本替代旧译本?

    我想这样回答,早先我是一个无名无嗅、初出茅庐的作者,我的英语不大好。当英国出版商告诉我他找了一个翻译后,我已经求之不得。后来我读了那个译本,感觉也不错,但之后再也没有读过。自那以后,我的许多作品都由妻子玛莉昂担任翻译,她了解我的声音,比别人译得更好。我很幸运,当法拉、斯特劳斯和吉罗斯请她准备一个新译书时,她欣然接受了。我相信读者会欣赏她的译作。实际上,正是由于她孜孜不倦的编辑和加工,我才能够改正和修订许多重要的细节。

    于是,我重读了多年前的旧作。我很高兴没等多久新译本就出来了,但我还是颇感困惑,我的文字贴切吗?我谈到了我在集中营度过的第一个夜晚。在带有倒刺的铁丝网里,我看见了活生生的现实。一个“资深”囚徒劝告父亲和我不要说出自己的实际年龄,我父亲应当把自己说得年轻一点儿,我要把自己说得年长一点儿。接下来是“大挑”,人们在冷漠无情的天穹下,排着队朝远处的黑烟囱走去,一些婴孩儿被扔进燃烧的沟渠里……我没有说他们是被活生生扔进去的,我只是那样想。但我还是说服自己:不,他们死了,不然的话,我肯定会发疯。但是,同伴们都看见了婴儿,他们被扔进火里时还活着。历史学家们,尤其是台尔佛德?泰勒证实了这一点。看来,我没有精神失常。

    在结束这篇导言前,我认为有一个问题很重要,我强烈地感受到,书与人一样,各有各的命运,有些书使人悲伤,有些书给人快乐,有些则二者兼而有之。

    我刚才提到,四十七年前,的出版在法国屡受挫折。此书虽然好评如潮,销售情况却差强人意。它的题材让人毛骨悚然,引不起人们的兴趣。如果某个拉比在布道时偶尔提起这本书,人们就会抱怨“让孩子们承载犹太人过去的悲剧”没有意义。

    后来,情况大变。人们接受了这本书,其程度大大出乎我的预料。今天,美国的中学生们和大学生们,还有其他人,都把这本书当作教科书来读。

    怎样解释这种现象呢?首先,公众的态度有了重大转变,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或在战争中出生的人对所谓“大屠杀”很漠然很冷淡。现在的情况却大不一样。

    以前,几乎没有哪个出版商敢于出版这类题材的书籍。

    今天,大部分图书目录都有这种书。学术界的情况也同样如此。以前,几乎没有什么学校开设有关这类内容的课程。今天,许多学校都开了这类课程。说来奇怪,现在这种课居然大受欢迎。奥斯维辛的题材成了主流文化的组成部分。电影、戏剧、小说、国际会议和展览会层出不穷,国家官员们全都出席有关的纪念活动。自从华盛顿的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于1993年开馆以来,它已经接待了两千二百多万观众,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例子。

    或许,公众知道幸存者的数量与日俱减,愿意聆听幸存者们讲述即将逝去的往事。当然了,说到底,这一切都涉及到对往昔的追忆,涉及到它们的本源、重要性和影响。

    显而易见,对于愿意提供证据的幸存者来说,为死者和生者提供历史见证是一种责任。他没有权力剥夺后代人对过去的回忆,它属于我们的集体记忆。忘记过去不仅是危险的,也是有害的,忘记死去的人无异于对他们的二次戕杀。

    有时人们会问我听没听说过“奥斯维辛应答祈祷”,我回答说,我不仅没有听说过,甚至不知道这样一场重大的悲剧竟然有应答祈祷。我只知道责任需要“回应”。每当我们提及那个罪恶与黑暗的时代——它是那么近,又是那么遥远——“责任”才是关键词。

    目击者必须挺身而出做见证人,为了今天的年轻人,为了明天即将出生的孩子,他不想让自己的过去成为他们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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