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座珠帘(26-1)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高阳 本章:玉座珠帘(26-1)

    人事如此,天象可虑。钦天监的官员发现西北出彗星,夜夜观察,经历十天不灭,迹象是“紫微藩卫为彗星所扫”。

    彗星俗名“扫帚星”,见之不祥,何况亘历十日不灭,而且扫着作为“帝星”的紫微星的藩卫,则出警入跸,大为可虞。所以在弘德殿行走的徐桐和广寿,正好借此立言,说皇帝屡次巡幸圆明园,视察工程,是孝养心殷,非一般游观可比,但炎暑之际,风雨不时,海淀路远,十分劳累,万一马惊兽逸,有失敬身之道。皇帝负宗庙社稷之重,承两宫太后之欢,不宜再有临幸巡视园工的举动。

    就在这时候,李光昭与洋商发生了纠纷。当福州旗昌洋行的代表,自从押运木料到达天津,找不到李光昭,便向美国领事署提出申诉。副领事毕德格,将旗昌洋行的信,交了给天津海关道孙士达,其中详细说明了合约内容,三船木料,总值不过银洋五万四千余元,已到的一船,连同迟延贴补的费用,应付一万五千元。

    这一下李光昭的西洋镜,完全拆穿。李鸿章听取了孙士达的报告,勃然大怒,但一时还不预备抓他办罪,只叫孙士达通知李光昭,赶紧跟洋商将帐目结算清楚。

    洋商找不到李光昭,孙士达也找不到,转托天津道丁寿昌派人四处查访,才在一处客栈里把他寻着,当面交付了海关道的公事。

    李光昭已经悄悄到京里去了一趟,目的是找成麟去借钱,照他的想法,一万五千银元,折算不过一万一千银子,成麟无论如何,可以筹措得到。那知成麟不但不肯替他想办法,而且还追着他要年前所借的五百两银子。李光昭一看路数不对,连夜溜回天津,四处跟人套交情,拿着内务府的公事和洋商的合同,想找到一个肯垫款的人,交款取货,然后再跟内务府去打交道。如果没有确切的结果,不能先拨几万银子出来,他打算私下卖掉这一批木料,溜之大吉。

    李光昭最大的本事,就是能把死的说成活的,而况有公文、有合同、还有停泊在新关的货色,自更易于措词,居然有个长芦盐商,愿意借钱给他,不要利息,只要将来内务府奏请奖励时,为他加上一个名字。有此成议,李光昭有恃无恐,想好一套说法,从从容容地去见孙士达。

    “老兄太不成话了!”孙士达一见面便开了教训,“既称报效,何以欠了人家的货价不给?赶快去了结!别丢人现眼了。”

    “回大人的话,”李光昭不慌不忙地答道:“货价我早已预备妥当,随时可付。只是不能付!为什么呢?因为木植的尺寸,与原议不符。钦命要件,不敢草率从事。我请大人照会美国领事,转饬旗昌洋行,交出原订的尺寸底单,一看就可以明白。”

    “底单?”孙士达也是办洋务的,知道与洋商贸易的规矩,想了想问:“底单彼此各执一份,你的呢?”

    “我的在这里。”李光昭从靴页子里取出一张纸,恭恭敬敬地双手呈上。

    “是个抄件?”

    “是。”李光昭答道:“原本是洋文,我特为译了出来,大人看了,才会明白。”

    “喔!”孙士达问道,“你会洋文?”

    “是!我能说能写。”

    孙士达听他这一说,倒不敢小觑他,点点头作了个嘉许的表示。

    于是李光昭把握机会,要求孙士达跟美国领事提出交涉,说木料延误已久,必须严饬洋商,限期照原订底单的尺寸,赶运到京,以便解到圆明园应用。

    孙士达接受了他的要求,跟美国领事署交涉,要他们转饬旗昌洋行交出底单。押运的洋商,不曾料到有此变故,自然不会把合同带在身上,这一来便变成李光昭有理了。美国领事署仔细研究案情,发觉贸易的主体是在法国木商勃威利身上,旗昌洋行不会受多大的损失。既然如此,犯不着为法国的利益跟中国起交涉,因而采取了一个很明快的措施,一面叫洋商向法国领事署去申诉;一面通知孙士达,此案美方已经不管,归法国领事处理。

    开是法国领事狄隆,照会天津海关道,说明案情,要求“设法拘留”李光昭,理由是怕他逃走。孙士达很帮李光昭的忙,不但拒绝法领事的要求,而且将李光昭所送的“底单”抄了一份,随着复照一起送达,希望“公平成交”。

    狄隆办事,不象美国领事署那样和平,立刻提出一件措词强硬的照会,说是“此案本拟秉公会审,兹关道据李光昭一面之词,胸有成见,只可另行控办。”孙士达还在回护李光昭,据理辩驳,但总督衙门的洋务文案,知道了这件事,颇生忧虑,因为照狄隆的照会来看,是预备向总理衙门提出交涉。是非曲直,姑且不论,为了一个商人,万把两银子货款的地方事件,搞成两国政府之间的纠纷,这办的是什么洋务?

    因此,总督衙门通知孙士达,不必打笔墨官司,约集法国领事会商,和平了结。孙士达遵照命令,带着译员与法国领事署的代表,面对面坐下来谈判。无奈双方各执一词,一面说木料尺寸短小,一面说木料尺寸与合同所订相符,但合同在福州,一时无从摊开在桌子上公评,就无论如何也谈不出一个结果了。

    这些情形皇帝都还不知道。李鸿章虽对李光昭异常不满,但其中关碍着“钦命”和内务府的人,能够让他付了价款,运木进京,是为上策,所以对孙士达回护李光昭,亦就听他去办,能将真相瞒得一天是一天。这样到了七月初,终于不能再瞒了。

    不能瞒是出于两个原因,一是李光昭的行径,虽还未上达天听,却已成了宫廷以外的一件大新闻。由此又引起修园的奏谏,除了两江总督李宗羲明请停园工,暗劝绝微行的一疏以外,南书房翰林李文田,还为此跟宝鋆起了言语冲突。

    李文田原来放了江西学政,三年任满,本来要“告终养”,回广东顺德原籍侍奉老母,就因为京里有大兴土木之举,特地入京复命,仍旧派在南书房行走。有一天遇见宝鋆,李文田责备他不能及时匡救,宝鋆从那方面来说,都是李文田的前辈,受此指责,脸上自然挂不住,便这样答道:“你在南书房,亦可以讲话。何必责备军机?”

    “对!”李文田也顶了过去:“此来正是如此,无劳相勉!”

    这样不欢而散以后,李文田第二天就上了一道奏折,以彗星的“天灾”,说到“人害”,对内务府以及近臣太监,有极严厉的攻击,引《大学》中的话,“聚敛之臣,不如盗臣”,指“左右近习与夫内务府大小臣工,皆聚敛之臣而盗臣者也”;说“皇上以天下为家,今欲削皇上之家,以肥其家”;其“自为之计,于皇上何益?”

    这样引经据典写下来,结论自然是归于请停园工。皇帝看了,学明神宗的办法,既不接纳,亦不加罪,将原折丢开了事。李文田却还师法古人“焚谏草”之义,有人问到,只说“折底烧掉了”。但同在南书房的潘祖荫是知道的,由他传了出去,颇有人见贤思齐,预备跟着上折,犯颜直谏。京中的清议,李鸿章非常注意,知道了这种情形,认为拿李光昭一案掀出来,可为桴鼓之应,大家合力做一篇热闹文章,说不定能把皇帝和慈禧太后的兴致硬压了下去。

    再有一个原因是,新任通永道英良请训出京时,皇帝面谕,转知李鸿章将李光昭所报效的木植,赶紧启运进京。当初奉旨验收,因为李光昭未付货价,验无从验,收无从收,成为悬案,此时奉旨催促,如果再无一个了结,如何说得过去?

    因此,李鸿章便嘱咐文案,办了一个相当详细的奏折,将李光昭与洋商的纠纷,及与美、法领事署交涉的经过,撮要叙明,加上这么一段议论:“李光昭在内务府呈称,购运洋木报效值银三十万两,木价即浮开太多,银两亦分毫未付,所谓报效者何在?”

    ※ ※ ※

    就这么一句一针见血的指责,惹得皇帝震怒,召见春佑开缺以后,已升为内务府大臣的原任堂郎中贵宝,拍案痛斥。同时下了两道上谕,一道谕内阁,是“明发上谕”,说李光昭“胆大妄为,欺罔朝廷,不法已极,着先行革职,交李鸿章严行审究,照例惩办。所有李光昭报效木植之案,着即注销。”

    另外一道谕军机大臣的,是转发李鸿章的“廷寄”,因为原奏中说李光昭“在外招摇,出言不慎”,虽是轻描淡写的话,却看得出来大有文章,拿什么人来“招摇”?可能是皇帝和皇太后,这于朝廷体面,更有关系,因而以近乎颁发密旨的手续,“着李鸿章确切根究,按律严办,不得稍涉轻纵。”

    但就是前一道“明发上谕”,已经贻笑大方,只是议论不一,有的说,皇帝到底少不更事,似此破绽百出,形同儿戏的“报效”,居然亦会相信。于是已因微服私行,涉足平康而受伤害的“天威”,益发大损。有的则责备军机大臣,象这样的案子,竟任令其演变至今,几乎引起涉外纠纷,不知衮衮诸公,所司何事?当然,这些讥评,都是出以异常沉痛的心情,认为长此以往,十几年艰难力战,费了多少民脂民膏所换来的平洪杨、平捻、平回乱三大武功,都要毁在当今皇帝手里了。

    于是醇王第一个忍不住,先征询他那一班的御前大臣的意见。御前大臣一共五个,都是顶儿尖儿的亲贵重臣,带班的是惇王,接下来的是醇王、伯彦讷谟诂、景寿和郡王衔的贝勒奕劻。

    “五哥,”醇王激动地说:“咱们可不能不说话了。照这样子,咱们将来都是大清朝的罪人!”

    “难!”惇王大摇头道,“说得轻了,不管用;说得重了,又怕皇上挂不住。”

    “良药苦口利于病,非重不可!”醇王向伯彦讷谟诂和景寿问:“你们俩怎么说?”

    这两个人的性情不同,一个沉默寡言,向来喜怒不形于颜色,一个有不耐久坐的毛病,不断绕屋徘徊,一静一动,大异其趣,而此时却是不爱说话的六额驸景寿开了口。

    “咱们得跟六爷谈一谈吧?”他说,“最好再连师傅们一起列名,就更有力量了。”

    “对!”惇王表示赞成,“这就好比一家人家,小主人不学好,先不必惊动外人,自己家里管事的、帐房、教书匠先合起来劝一劝,主人一看他左右的人,全在这儿了,不能不给一个面子。”

    话虽俚俗,譬喻却也还适当,醇王点头同意。当时便去看恭王,他毫不考虑地答应了,于是把文祥、宝鋆、沈桂芬、李鸿藻都请了来,商定了要说的话,一共六款,推举奕劻起草,李鸿藻润色。

    其时翁同龢母丧孝服已满,由常熟回京销假,仍旧派在弘德殿行走,连衔上折的事,由他跟徐桐和广寿去说明。他心里就很奇怪,王庆祺正是“罪魁祸首”,而又让他列名奏谏,不是开玩笑吗?

    果然,第二天变卦了。恭王等人也想到了王庆祺,却又不便单独将他剔出,因而决定由惇王领衔,五御前、五军机合疏。这十个人不是皇帝的叔伯,便是椒房长亲,所以措词不用讲婉转,重在痛切,一开头就坦率直言:

    “当此兵燹之余,人心思治久矣!薄海臣民,无不仰望皇上亲政,共享升平,以成中兴之治。乃自同治十二年皇上躬亲大政以来,内外臣工感发兴起,共相砥砺,今甫经一载有余,渐有懈弛情形,推原其故,总由视朝太晏,工作太繁,谏诤建白未蒙讨论施行,度支告匮,犹复传用不已,以是鲠直者志气沮丧,庸懦者尸位保荣,颓靡之风,日甚一日。值此西陲未靖,外侮方殷,乃以因循不振处之,诚恐弊不胜举,病不胜言矣!臣等日侍左右,见闻所及,不敢缄默不言,兹将关系最重要者,撮其大要,胪列于后;至其中不能尽达之意,臣等详细面陈。”

    “面陈”是恭王、醇王和文祥的意思,因为有许多话,不便形之于笔墨,但即令如此,奏折中已经“言人所不敢言”了。

    “关系最重要”的话,一共六款,第一款是“畏天命”,以彗星出现,天象示警,说到“各国洋人盘踞都城,患在心腹;日本又滋扰台湾,海防紧要,深恐患生不测。”劝皇帝“常求敬畏之心,深宫中倍加修省,以弭灾异。”

    第二就是“遵祖制”,说视朝办事,皆有常规,服用起御,务崇俭朴,太监不准干预政事,宫禁更当严肃。这便有许多弦外之音,接下来“慎言动”一款,就说得相当露骨了:

    “皇上一身为天下臣民所瞻仰,言动虽微,不可不慎也。外间传闻皇上在宫门与太监等以演唱为乐,此外讹言甚多,驾幸圆明园察看工程数次,外间即谓皇上借此喜于游观。臣等知其必无是事,然人言不可不畏也。至召见臣工,威仪皆宜严重,言语皆宜得体,未可轻率,凡类此者,愿皇上时时留意。”

    这一款自是就微行而言。后半段则是隐指王庆祺,外人不会明白,他们相信皇帝会懂得其中的深意。

    以下还有三款,其中“纳谏章”、“重库款”,是全篇奏章的重心:

    “中外大小臣工,呈递封奏,向来皆发交军机大臣阅看,请旨办理。近来封口折件,往往留中不发,于政事得失,所关非细。若有忠言谠论,一概屏置,不几开拒谏之风乎?嗣后遇有封奏,伏愿皇上仍照旧发下,一广言路。户部钱粮为军国之需,出入皆有定制,近来内廷工作太多,用款浩繁,内务府每向户部借款支发,以有数之钱粮,安能供无穷之糜费?现在急宜停止者,乃在园工一事。伏思咸丰十年,文宗显皇帝由圆明园巡幸热河,至今中外臣民,言之无不痛心疾首。两宫皇太后、皇上皆亲见其事,念及当日情形,何忍复至其地乎?即以工程而论,约非一两千万不办,此时物力艰难,何从筹此巨款?愿皇上将臣等所奏,在两宫皇太后前,委婉上陈。若钦奉懿旨,将园工即行停止,则两宫皇太后之圣德与皇上之孝思,皆趋越千古矣!”

    六款谏劝之中,唯独这一款是兼劝慈禧太后,意思不可晦涩,但更不可明豁,这番措词,煞费苦心,十重臣的往返讨论,也都集中在这一款上面。最后“勤学问”一款是陪笔,皇上只要能接纳前面五款,则进德修业,勤求学问,自为必然之事。

    ※ ※ ※

    在恭王府斟酌妥善,十重臣都在折底上具了名,然后由奕劻亲笔誊正,交到军机处,特为派一名军机章京,送交内奏事处,说明是关系重大的要件,要即刻呈进御前。

    皇帝已经得到消息了,说是御前大臣与军机大臣,频频集会,将有一番很痛切的奏谏,这些人要说的话是什么,皇帝已可以猜想得到,而语气一定不中听,亦可想而知。因此,看到那封奏折,就象看到债主的信那样,心里先存怯意,一直不愿打开来看。

    也因此,十重臣空等了一天。原折里面“其中不能尽达之意,臣等详细面陈”的话,皇帝根本不知道,自然也不会召见。这样到了第三天,在军机照例跟皇帝见面时,恭王忍不住便问:“臣等前天有一封联名的奏折……。”

    “我正在看!”皇帝抢着说道:“另有旨意。”

    恭王心想,“另有旨意”,自然是召见,不妨再等一等,所以不再多说什么,通知惇王等五御前大臣,下一天一早在军机处会齐,听候消息。

    那知下一天见面,皇帝依旧只字不提。恭王退出养心殿,回到军机,立即派人去打听,得回的报告是:皇帝根本就没有看那道奏折。

    “怎么样?”他向惇王问。

    “还能怎么样?”醇王接口,“递牌子吧!”

    十根绿头签递了上去,皇帝派人传谕:“今天累了!明儿再说。”

    大家商量的结果,认为不容皇帝拖延,这一天非谒见不可!因而第二次再递牌子。

    第二次递牌子,依然不准,这也在意中,恭王叫人再递。第三次奏达御前,皇帝既着慌,又愤怒,思潮起伏地考虑了好一会,知道这是一道难关,非闯不可,便沉着脸说:“好吧!

    看他们说点儿什么!”

    于是十重臣由惇王领头,一个个面色凝重地,出了军机处。这天是七月十八,“秋老虎”还很厉害,养心殿固然凉爽,但以心情沉痛,所以就象黄梅天进入通风不良的小屋子那样,不独汗流浃背,而且令人有窒息之感。文祥病势虚弱,更感难支,只觉眼前金蝇乱飞,喘息不止,由一名太监扶着,勉强随班进殿。

    一进殿,恭王就吩咐养心殿的总管太监:“拿十个垫子来!”

    总管太监一愣,惇、恭、醇三王是皇帝的胞叔,早就奉旨:“召对宴赍,免行叩拜礼”,何用拜垫?心里存疑,自然不敢去问,只答应着取了两条红毡条,十个龙须草的垫子,铺设停当,然后悄悄退下,秘密叮嘱殿外侍立的太监说:“今儿怕有大风波!各自小心。”

    不久,听得沙沙的脚步声,由远而近,也听见了皇帝咳嗽的声音,于是惇王领头,在殿外站班,只见皇帝脸色苍白,而双眼有些发红,手里拿着一道封口的奏折,下了软轿,径自往殿里走去。等他升了宝座,惇王领头跟了进去,分两排跪下,自东至西,第一排是惇亲王、恭亲王、醇亲王、袭科尔沁亲王伯彦讷谟诂、袭一等勇毅公额驸景寿,第二排是郡王衔贝勒奕劻、军机大臣体仁阁大学士文祥、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土吏部尚书宝鋆、车机大臣兵部尚书沈桂芬、军机大臣兵部尚书李鸿藻。

    皇帝微感愕然,心里更生警惕,等十重臣行了礼,他说:

    “都起来!”

    “是!”惇王答应一声,依旧跪着不动,“臣等十人,前天有个联名的奏折,恭请皇上俯纳,明降谕旨,诏告天下。”

    “喔,”皇帝已盘算了好几遍,有意要做作得不在乎,此时很吃力地装出微笑,“我还没有看呢!”

    说着,便亲手用象牙裁纸刀,挑开封口,取出奏章,拿在手里,看不了几行,把奏章放了下来,脸色已经变了,是那种负气的神色。

    “我停工如何?你们还有什么好罗嗦的?”

    惇王无以为答,只侧脸看了一下,于是恭王便说:“臣等所奏,不止停工一事,容臣面读。”

    说着,便从怀中取出折底来,跪直了身子,从头念起,念完了前面一段“帽子”,便开始陈说那具体奏谏的六款,反复譬解,由于激动的缘故,话越说越重,讲到最后“勤学问”一款,便有些教训侄子的意味了。

    皇帝的脸色大变,一阵青、一阵红,然而十重臣都看不见。恭王是折底遮着眼睛,其余都按规矩不敢仰视,只听得恭王讲到最激昂痛切之处,陡然有击案的暴响,一惊抬头,才发觉皇帝的脸色青得可怕。

    他指看恭王,厉声说道:“我这个位子让你好不好?”

    说出这样负气的话来,十重臣无不惊愕失色,文祥一声长号,因为受的刺激太深,昏倒在地。

    这一下,皇帝大惊,自悔失言,而殿外的太监,也顾不得仪制,赶紧奔入殿内,将文祥扶了起来。

    “先搀出去吧!”皇帝这样吩咐。

    等扶起来时,文祥已发出呻吟之声,殿上君臣都松了一口气,总算未曾昏厥过去。但就是这样,已是一件令人震动之事,从开国以来,两百年间,从无国家的元老重臣,为了君上失德,忧虑沉痛到这样近乎五内崩裂的程度!因此,皇帝不免气馁,而留在殿上的九重臣,则越觉得事态严重,如果不能切实奏谏,挽回天意,只怕人心涣散,天下要解体了。

    其中最激动的是醇王,他也是异常好强争胜的人,一方面恨总理衙门软弱,一方面又恨恭王当国十三年,只是讲求洋务,住军备上未曾十分着力,以致外侮迭起,而无奈其何。如果皇帝有励精图治之心,则臣下决不敢这样子懈怠,所以说来说去,总要皇帝自己争气。

    于是,他提高了声音说:“文祥公忠体国,力疾从公,如刚才的光景,皇上岂能无动于衷?倘或拒谏饰非,圣德不修,诚恐国亡无日!”

    “‘万方有罪,罪在朕躬!’”皇帝又有些来气,“我亲政才一年半,莫非就这一年半,把国事搞得糟不可言?所有的责任,都推在我一个人身上?”

    “臣等不敢推诿责任。只要皇上进德修业,人心日奋,虽然内忧外患,交替迭生,总还有措手之处,大小臣工,亦决不敢敷衍塞责,营私自肥。天下者,皇上之天下,如果皇上不以社稷为重,大小臣工,何能勤奋效力?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事。”

    “我不懂你的话!”皇帝愤愤地说,“从那里看出来,我不以社稷为重?”

    “圣躬系四海之望,乘舆轻出,就是不以社稷为重。”

    “还有呢?”

    “圣学未成。皇上如今第一件大事,就是勤求学问。皇上践祚之年,与圣祖仁皇帝差不多,圣祖十四岁擒鳌拜,除大患,在皇上这个年纪,已经着手策划撤藩。御门听政,日理万机之余,不废圣学,不但常御经筵,而且没有一天不跟南书房的翰林,讨论学问。皇上请细想,可曾能象圣祖那样勤学?”醇王接着又说,“李师傅在这里,就拿这个月来说好了,皇上一共上了几天书房?”

    于是李鸿藻接口陈述:“初一是皇后千秋节,两天没有书房;初三引见拔贡,无书房;初四召见完事才已正二刻,传旨无书房;初五午初传无书房;初六传两天无书房;初八又传:本日及十一日至十五日无书房。算起来半个月工夫,只初九、初十两天临御弘德殿。前天、昨天,依旧是无书房。”

    “昨天!”皇帝算是找着理了,“昨天是什么日子?不要行礼吗?”

    “昨天是先帝忌辰。”醇王正好接口,触景生情,感念文宗,不由得双泪交流,“先帝弃天下,就为了洋人烧圆明园,忧愤而崩,皇上如果还记不得这个创巨痛深的奇耻大辱,臣不如随侍先帝于泉下。”说罢放声大哭。

    皇帝又窘又恼,不便好言安慰,也不愿好言安慰,只绷着脸,大声说道:“这不是哭的事,有话尽管说,只要说得有道理,我当然会听。”

    于是醇王收泪,一款款地往下再谈。召见的规矩,皇帝不曾问到,固不应擅自陈奏,就是同班召见,亦要分地位高低,不能越次发言,所以醇王说过,才轮着伯彦讷谟诂开口。他是提到李光昭一案,攻击内务府蒙蔽皇帝,以致于流言籍籍,中外都传为笑谈。愿皇帝大振乾纲,英察果断,勿为左右近侍所包围。

    再下来就该景寿说话,他一向沉默寡言,自从牵入肃顺的案子里,搞得灰头土脸,更加不愿对大政有所主张。御前、军机联名奏谏,虽为他所赞成,但要说的话大家都说过了,他只泛泛地以圣驾至重,不宜轻出,说了几句。然后又说:“臣侍先帝之曰,曾承面谕:前明神宗,对臣下奏谏、各部院衙门议奏事项,往往留中不报,最是失德。皇上天亶聪明,必能切记先帝的遗训。”

    皇帝觉得拿他比做明神宗,无论如何不服气,所以冷笑说道:“哼!拟于不伦!明神宗数十年不视朝,我那里有他这样子?至于奏折留中,是我保全上折子的人,一发下去,就必得处分。”

    这一下,醇王可也忍不住了,抗声说道:“臣听说颇有人直言奏谏,如李光昭一案,早在上年年底,大理寺少卿王家璧,就曾密奏,指李某‘迹近欺罔’,如今果如所言。倘或皇上当时就拿王家璧的折子发下来,军机不敢不查办,何致于有今天的笑话?”

    “李光昭的案子,我已经叫李鸿章严办,不必再说了。”皇帝又说:“奏谏无非要我采纳,有些我已经接纳了,折子发不发下去,没有什么关系。”

    “是。臣但愿皇上能虚衷以听。”醇王又说,“臣眜死上言,从今以后,易服微行之事,千万不可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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