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子君臣(17-1)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高阳 本章:母子君臣(17-1)

    由于张之洞对和约大纲的意见甚多,因而往返磋商,延到十二月十五日,才有第二次的会议。

    会议的地点,改在英国公使馆,厅宇宏敞,并不限制中国方面代表及随员的人数。不过,李鸿章不愿多带不相干的人,除了翻译以外,随员仍是陈夔龙与那桐。两全权大臣与十一国公使,围着一张长方会议桌坐定,作为主席的英国公使萨道义起立发言。

    大纲已经中国政府“画押”,这一次的会议是开始讨论细节。第一款派专使赴德国道歉,已经决定派皇帝的胞弟小醇王载沣为“头等专使大臣”,只等和约签定,即可启程。至于在克林德被害地点“树立铭志之碑”,则连碑文亦已拟就,所以第一款已无再议。

    第二款就是严惩祸首。萨道义取起面前一张纸,扬了扬:“这是祸首的名单。不过,我离开主席的地位,有一个意见,纵容义和团的罪魁祸首,确是端王载漪。如果能将载漪从严处置,其余均可不问。不知两位全权的意思如何?”

    听得这话,庆王奕劻不觉惊愕:“端王是皇室懿亲,万难重办,各国的法律,亦有‘议亲’、‘议贵’,得从末减的法条。这件事,断断乎办不到。”他略停一下又说:“前两天我在私邸宴请各位,曾经跟各位已经表明过,当时并无异议,何以此刻又有这个说法?”

    萨道义笑了:“我亦知道办不到,此刻再提,是想给中国政府一个机会,只要严办了载漪,就可以使好些人免罪。现在,”他看着名单说:“我宣布各国根据调查所得,认为应加以惩罚的祸首人名。”

    念的当然是英文,但姓名用拼音,而且念得较慢,所以李鸿章与奕劻都能听得明白,第一名自然是载漪,接下来是董福祥、载勋、载澜、英年、刚毅、赵舒翘、毓贤、李秉衡、启秀、徐承煜,这十一个人,除已死者应追革官职,撤消恤典以外,还活着的皆应处死,以谢天下各国。

    奕劻与李鸿章一听翻译讲完,不约而同地说了一句:“岂有此理!”然后小声商量了一下,决定由李鸿章发言辩驳。

    “前几天听各位谈过罪魁,并没有启尚书、徐侍郎的名字,今天为什么又忽然把这两个人加进去?这是什么意思?”

    李鸿章原以为先抓住了一个明显的错处,堵住了对方的嘴,造成先声夺人的气势,下面的话就好说了。谁知翻译未

    lt;lt;终,意大利公使萨尔瓦葛已起立答复了gt;gt;

    “我前天到贤良寺奉谒,谈起徐侍郎,蒙贵大臣坦诚相告,这样的人,中国不办,各国只好代办。至于启尚书的罪状,日本公使已作调查,亦有实据。”

    李鸿章没有想到挨了一闷棍,愤愤说道:“我不过随便一句话,你怎么可以据以入罪?”

    萨尔瓦葛笑笑不答,小村寿太郎便接着发言:“条款内原有‘日后指出’,仍应惩办的规定。这两个人经过确实调查,不能不认定他们是祸首。启秀以军机大臣兼总理大臣,曾经说过:‘洋人可以杀尽。’而且有运用他的权力,纵庇拳匪的事实。至于徐承煜,凡是他父亲徐桐的所言所行,都由于他在暗中指使,与洋人势不两立。所杀害的忠臣,都是他监斩,也都是他的预谋。如果两位全权大臣不信,我可以书面列举证据。”

    于是李鸿章再回头从原则辩起,他说:“条款上原说‘分别轻重,尽法严惩’,如今一概要求处死,未免矛盾。”

    “处死就是尽法严惩中最轻的。”

    小村寿太郎这话似乎强词夺理,而细细想去,竟无以为驳。因为处死如定为“斩立决”,则较此大辟之刑更重的还有,如凌迟、如处死以外抄家,或者本人处死,家人亦连带判刑等等。

    这样又只好个别交涉了,“端王是懿亲,碍难加刑。”李鸿章说:“现在朝廷打算将他发遣到新疆监禁,永不释回,这就等于死罪了。”

    于是各国公使略略商量,由萨道义答话:“既然如此,何不予以假死罪的处分?”

    “何谓假死罪。”

    “‘斩监候’。”萨道义说:“监禁一、二年以后,再发往新疆。”

    “这可以考虑。”

    “庄王、董福祥穷凶极恶,非杀不可!”

    李鸿章奉有密旨,知道朝廷的意向,必要时不妨牺牲载勋。至于董福祥一时不能严办的苦衷,各国公使早有谅解。因此,李鸿章表示,庄王载勋将由西安降旨,赐令自尽,这一重公案便算了结了。

    还有八个人,各国公使坚持原议,不论生死均应以斩决的罪名处置。李鸿章逐一分辩,除去毓贤以外,其余均宜贷其一死,而各国公使只同意载澜可比照载漪的例子办理,此外别无让步。结论是各国公使自行会商,另有照会提出。

    散会之前,德国公使穆默面色凝重地站起来说:“象这样一件重大的纠纷,祸首只杀两个人,各国决不能甘服。照目前的情况看,和局难成,八国联军亦决不能撤退。本席不能不向中国政府提出警告。”

    这个警告,当天就电奏西安,很快地来了回电:“惩办祸首,辩论数月,和约大纲第二款内,载有‘分别轻重’之说,今忽改均应论死,是原定条约,不足为凭,实属自相矛盾之至!至‘日后’二字,前据电奏,难以划清界限,但必须实有按据,方可惩办,今又指出启秀、徐承煜,均系空言,毫无实据。似此有意刁难,是何意见?”

    两全权大臣看罢电文,都是脸色阴沉,默无一语。好久,奕劻才说了句:“一派官腔,也不知道是那位大军机的手笔?”

    此时在西安的军机大臣,以荣禄为首,其次是王文韶,再有一个是鹿传霖,他是荣禄的岳父灵桂的门生,当陕西巡抚时,荣禄外调为西安将军,颇加结纳,以此双重渊源,为荣禄保荐,刚入军机。至于赵舒翘,由于是祸首之一,而且老家在西安,所以闭门侍母,已不到军机上“行走”。所以荣禄在政府中不但当家,实际上是一把抓,而他是决不会打此官腔的。

    “哼!”李鸿章冷笑一声说:“我算算应该到打官腔的时候了!”

    奕劻默喻其意,怕惹是非,不敢接话。只关照李鸿章尽快与幕友商议,如何挽回天听?希望在年内能有结果。

    ※ ※ ※

    “过年还有十天!洋人可是不管的,他们的年,已经过过了!”李鸿章将那份电报使劲摇晃着,“想起来教人寒心!那位老太太自己没事了,就该她发狠了!”

    这是指慈禧太后。她一直怕惹祸上身,如今已可确定,追究责任至懿亲而止,不会波及深宫。一旦置身事外,态度便自不同。李鸿章可以断定,电报上的那“一派官腔”,完全是她的意思,因而有此牢骚。

    “咱们也别想过年了。不过,行在不是这么想,元宵以前,不下定死罪的上谕,那一拖下去,洋人肯答应吗?”李鸿章看着他的幕友说:“无论如何得想个法子,在年内有个确实的了结。”

    李鸿章的幕友很多,此时陪坐的,却只三个人,一个是杨士骧,另一个也姓杨,就是戊戌政变中很卖过一番气力的杨崇伊。上年外放为陕西汉中府,这是个“冲、繁、疲、难”的要缺,本来很可以展布一番,不想冤家路狭,端方由臬司调补藩司,成了他的顶头上司。端方当京官时,与名士多所往还,而杨崇伊则专门跟名士作对,文廷式就在他手里栽得好惨。度量不宽,而又好用权术、喜作威福的端方,为故交修怨,常找杨崇伊的麻烦,已有不能安于位之势。正好李鸿章调补直督,进京议和,谊属至亲,拜托“老姻长”电调入幕,摆脱了端方的杯葛。

    再有一个叫徐赓陛,字次舟,浙江湖州人,久在广东当地方官,是个强项令,跟洋人办交涉,不亢不卑,毫无假借,因而李鸿章特为将他从广东带进京,颇为倚重。

    徐赓陛善于折狱,在广东的传闻很多,问案定罪,常有出人意表的奇计。此际看两杨相顾不言,便慢吞吞地说道:

    “局面搞成这个样子,真该参中堂一本!”

    此言一出,二杨色变,李鸿章脸上亦有些不自然,“次舟,”他说:“局面搞成这个样子,我应该担什么责任,请教!你知道的,我这几年很虚心,只要说对了,我一定认错!”

    “中堂莫认真!”徐赓陛笑道:“聊为惊人之语,破闷而已。”

    “次舟也是!”杨崇伊埋怨他说:“这个时候还开玩笑!”

    “倒也不是开玩笑。”徐赓陛正色说道:“若要年内能结这重公案,非用条苦肉计不可。倘有人参中堂因循误国,封奏一达御前,老太后总不忍心让中堂替她代过吧?”

    “好!”李鸿章立刻就明白了,参他“因循误国”,实在就是指责慈禧太后,这样旁敲侧击,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实在是个好办法。

    杨士骧也明白了,“我看这样,给端陶斋一个密电,请他托一位都老爷放一炮。”

    李鸿章点点头,“可以!”他说:“一客不烦二主,索性就请次舟拟个稿子。”

    徐赓陛的笔下很来得,闻言拈笔,一挥而就,内容是托端方代为请一位奏劾李鸿章,道是和议数月,开议两次,只为洋人要办罪魁,而李鸿章壅于上闻,不以实情出奏,因循敷衍,不知和议成为何日。帝都蒙尘,宗庙不安,实有误国之罪。

    这些话骂的是谁,慈禧太后当然明白,尤其是抬出宗庙这顶大帽子,更可以压倒她。所以这封电报一发,李鸿章的心事解消了一半。

    到得第三天,西安尚无电旨,而十一国公使联衔的照会,已经送到,除了照口头上提出的办法惩治祸首以外,并要求派员监视行刑。紧接着又有第二个照会,要求将徐用仪、许景澄、袁昶、联元、立山等五大臣,开复原官,以示昭雪。

    这两件照会,当然亦是即时电奏西安,而复电除了五大臣开复原官,可以曲从外,其余一概不允。不知道徐赓陛的那条苦肉计,行而不效,还是尚未到见效的时候?而时不我待,灶王爷已经“上天”奏好事去了,“下界”却犹未能“保平安”,李鸿章只好耐心等一两天,再作道理。

    那条苦肉计似乎见效了。十二月二十五,西安有一道上谕,第三次惩治祸首,载勋赐死,载漪、载澜发往新疆,永远监禁,先行派员看管;毓贤即行正法;刚毅追夺原官;董福祥革职降调;英年、赵舒翘斩监候;徐桐、李秉衡革职,撤消恤典。另外又有一道上谕:“启秀、徐承煜即行革职,所犯罪名由奕劻、李鸿章即行奏明,从严惩办。”

    慈禧太后让步了,让得不多,原意讨价还价,尚有磋商的余地。谁知各国的观感,异常恶劣,认为第一、载漪、载澜二人,已经说明白予以“假死罪”,而连这一点名义上的罪名都不肯承认,足见并无悔祸之意;第二、英年出过悬赏杀洋人的布告,赵舒翘助刚毅纵容拳匪,是尽人皆知的事实,而定罪为“斩监候”,明明有贷其一死之意,对各国是一种欺骗。

    于是,英国公使萨道义派参赞面告李鸿章:“戴漪、载澜改假死罪,已经从宽,如果中国政府仍旧庇护,祸将及身。”

    严重的警告以外,还有惊人的举动,年三十上午德国公使穆默特访李鸿章,一见面就说:“刚才我从瓦德西将军那里来,他已经下了命令,在中国新年的正月初五,亲自带队出京。”

    李鸿章大惊失色,急急问道:“瓦帅带队到那里?”

    “我知道。不过军事机密,我不能泄露。”穆默又说:“明天各国公使会议,草拟你们第三次惩治祸首的照会。不过,会议是形式,实质上并无变化。前次照会所提出的要求,已由各国政府批准,不能再改的。”

    “何必如此?”李鸿章低声下气地说:“各国既然愿意修好,何不稍微通融?”

    穆默笑笑不答,停了一下方说:“今天我来奉访,是基于友谊;公事不便再谈了。”

    见此光景,李鸿章只有一个要求可以提出:“穆公使,我立刻把你的意思,电奏西安。请你无论如何劝一劝瓦帅,暂时不必有所动作,等西安的复电到达,如果他不满意,再定行止。可以不可以?”

    穆默刚走,法国及日本相继派人来传话,证实了瓦德西确已作了派军出京的决定,及至赫德来报告同样的消息时,李鸿章的幕友,已将电报拟妥,临时又加上几句,并标上“即到即转,不准片刻延搁”的字样,发了出去。

    “今天是庚子年最后一天。清朝开国到今两百六十年,没有比今年更惨的,今年这一年没有比今天更惨的!我少年科甲,中年戎马,晚年洋务,结果落得个象今天这样仰面求人,想想真是心灰意懒,生趣索然!”李鸿章的声音越说越低,最后凄然泪下,一步重似一步地走回卧室,将房闭上了。

    “忧能伤人!”杨崇伊悄悄说道:“中堂一身关系很重,我们总得想个法子,让他宽心才是。”

    “要宽心,只有西安回电,准如所请。”杨士骧忧形于色地,“我看还有得磨。”

    “不会!”徐赓陛极有把握地,“一定会准。”

    “万一不准呢?”杨士骧问。

    “不准也得准!”徐赓陛说:“今天除夕,苦中作乐,醉他一醉,为中堂谋一夕之欢。”

    “慢来,慢来!次舟,你说不准也得准,这话作何解释?”

    “今天不准,横竖有一天准,到了时候,不管西安有没有回电,准不准所请,回复各国,说是已有回电旨批准才是。”

    “那,那以后呢?”

    “嗐,莘伯!”徐赓陛不耐烦地说:“什么叫‘全权’?遇到这时候还无‘权’求‘全’,莫非真的等瓦德西带队出京时,死在他的马前?”

    “透彻,透彻!”二杨异口同声地说。

    事情等于已作了决定。为了行在不致受瓦德西的威胁,从权处置,并不算错。事实上,徐赓陛料得很准,西安回电,果然准了。

    电旨一共两道,第一道是答复英国公使派参赞来转达的意见,说是“英年、赵舒翘情罪较轻,是以加恩定拟,今来电称该使语意决绝,为大局计,不得已只可赐死。”第二道电旨说:“朝廷已尽法惩办祸首,而各国仍不满意,要挟甚迫,现存诸人,即照前次照会办理,实因宗社民生为重,当可止兵,不致再生枝节,兹定初三日降旨,初六日惩办,惟英、赵已无生理,或通融赐死。启、徐并索回自行正法。该亲王等迅速密筹,或请美、日等国及赫德等转圜,能否办到,并商明已死诸人,不再追咎,即日电复。”

    “算是定局了!”杨士骧舒口气说:“我马上回中堂。”

    等李鸿章看完电报,幕僚建议,应该立刻托赫德去联络,将英年、赵舒翘由斩决改为赐死,以及启秀、徐承煜自日本军队中要回来,这两件事办妥之后,即刻电复行在,了却一件大事。

    “不必!”李鸿章说:“启、徐二人正法的电旨到了再去要人,也还不迟,英、赵二人,洋人只是要他们死,怎么死法,无关紧要,不必征求同意。”

    “然则办照会通知各国公使?”杨士骧问。

    “不必!先口头通知,过两天再办照会。”李鸿章说:“赵展如是不是死得成,大成疑问。要拟个电报给荣仲华,放松不得一步!”

    ※ ※ ※

    李鸿章料事很准,要赵舒翘死,真是不大容易。

    首先,慈禧太后就不以为他有死罪,当十二月二十五第三次改定惩办祸首罪名时,她就说过:“其实,赵舒翘并没有附和拳匪,只是当初跟刚毅从涿州回来复命的时候,不该以‘不要紧’三个字搪塞我。”

    这话传到赵舒翘耳中,大为欣慰,自度必可免死。及至朝命已下,定为斩监候的罪名,先交臬司看管,他还言笑自如,不以为意。他的家人亦很放心,因为有个极大的奥援在!

    这个奥援就是赵舒翘的母舅薛允升。此人是翁同譞的同年,刑部司官出身,由主事到郎中,历时二十二年之久,官运是蹭蹬极了,但却历练成了一位律学名家。大概从清朝开国以来,刑部的书办不但不敢欺侮司官,而且心悦诚服的,只有薛允升一个人。

    到了同治十二年,薛允升方始外放为江西饶州府,自此一帆风顺,升道员、擢监司、署漕督,光绪六年内召为刑部侍郎,在礼、兵、工三部转来转去,转到光绪十九年,终于升为刑部尚书。其后因为他的侄子薛济勾结刑部司官,说合官司,连累乃叔,降三级调用,做了一年的宗人府府丞,告老回到西安。

    等赵舒翘一出事,刑部尚书开缺,就地取材,顺理成章地召薛允升复起,补了他外甥的遗缺,而同时也就要办外甥的罪。他说过一句话:“赵某人如果斩决,是无天理!”因此,赵家的亲属戚友,都认为薛允升一定会保住赵舒翘的一条命,而况依律本就没有死法。

    无奈洋人的话,比圣旨还重要,李鸿章根据英国参赞所传达的意见,急电西安。

    由军机处传出风声之后,西安城内的士绅攘臂而起,做了一个“公禀”,具名的三百余人之多。除夕黎明,送到军机处,军机章京不敢收受,僵持到中午,并无朝旨,以为不要紧了,方始各散。

    大年初一无事,初二召见军机,为的是商议初三宣布第四次惩办祸首的上谕,从早晨六点钟开始,到十一点钟,犹无结论。

    其时西安城里最热闹的鼓楼附近,已经人山人海,群情汹汹,有的要罢市,有的要劫法场,有的主张要挟,如果慈禧太后杀了赵舒翘,就请她回京城去。

    然而以巡抚衙门为行宫的慈禧太后,毕竟与军机大臣作成了决定,赵舒翘不能免于一死,赐令自尽。英年同科,但不烦睿忧,从十二月二十五被看管那天起,就昼夜哭泣,反复不断所说的一句话是:“庆王不该不替我分辩!”这样到了年初一深夜,哭声忽停,家人还忙着过年,没工夫理他。到第二天一早,也就是行宫议罪未定之际,发现他已经气绝了。

    自裁的方法闻所未闻,是以污泥塞口,气闭而绝。

    年初三,已死未死祸首十一人均定死罪的上谕,终于发布,而就在这一天,早就奉命监视庄王载勋自尽的户部侍郎署理左都御史葛宝华,一早到了蒲州。因为他是钦差的身分,所以到了载勋所住的“行台”,驿官照例放炮致敬。

    载勋还高卧未起,惊醒了骂人:“无缘无故放什么炮?”

    “钦差葛大人到了!”听差告诉他。

    “莫非是为我的事而来的?”载勋瞿然而起。

    听差骗他,说是钦差过境,特来拜访。见了面,照规矩先请圣安,然后叙话。载勋殷殷问起行在的情形,葛宝华略略敷衍了几句,随即起身告辞,转往蒲州府衙门。

    蒲州知府惠格,首县永济知县项则龄,早就在待命了。葛宝华已看好了一处地方,行台后面有座久无香火的古庙,下令在那里作为载勋毕命之地。

    于是项则龄亲自带人到古庙去布置,惠格则带领亲兵在行台周围警戒弹压。一切就绪,葛宝华到达古庙,派项则龄去传载勋来听宣上谕。

    载勋倒也很气概,换上全套亲王的公服,大踏步走了来,一见葛宝华,用手摸着颈后问道:“要我的脑袋?”

    葛宝华不答,只高声喊道:“有旨!”

    听得这一声,载勋及在场的官员吏役,一齐下跪,静听钦差宣读上谕。

    上谕是年前十二月二十五所发:“已革庄亲王载勋,纵容拳匪围攻使馆,擅出违约告示,又轻信匪言,枉杀多命,实属愚暴冥顽,着赐令自尽。派署左都御史葛宝华前往监视。”

    赐死亦是恩典,照例应该谢恩。不过,载勋却想不起这套仪注了,站起身来,涨红了脸说:“我早知必死。恐怕老佛爷亦活不长了!钦差,跟我家里人还可以见个面吧?”

    一言未毕,庙门外哭声震天,一个旗装中年妇人,带着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踉跄奔来,这就是载勋的侧福晋与他的独子溥纲。

    母子俩扑进门槛,抱住载勋的腿,哭得越凶,载勋亦是泪流满面,一把拉起溥纲,呜咽着说道:“你总要报效国家,咱们大清朝的江山,万万不能送给洋人!”

    溥纲只是哀哀痛哭,也不知他听进去了没有?她那母亲更是失了常度,扑倒在地打了个滚,便即昏厥。当然,这不会影响载勋的“终生大事”,一面有人抬走了他的侧福晋,一面有人引着他到了后面的一间空屋。

    屋子是特意锁上的,开锁推门望进去,空宕宕地只有中间有张踏脚凳,上方由梁上垂下来簇新的一条白绸带,显得异常刺目。

    “王爷请!”葛宝华低着头,摆一摆手,作个肃客的姿态。

    “钦差办事真周到,真爽快!”载勋拱拱手说:“来生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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