瀛台落日(6-2)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高阳 本章:瀛台落日(6-2)

    “仲远”姓言,名敦源,是孔门高弟子游的八十一世孙,世居常熟。言敦源从小随父宦游直隶,是桐城派古文名家吴汝纶的得意弟子,亦颇受翁同龢的赏识,无奈才气虽高,场运不佳,以监生的身分,六试北闱不第。光绪二十三年,袁世凯在小站练兵,为了巴结翁同龢,多方设法接近,便将言敦源罗致入幕。本意想借他作一条结交“常熟相国”的通路,谁知成了徐世昌须臾不可离的左右手。

    徐世昌是袁世凯在小站的幕僚长,差使的名称叫做“总办参谋营务处”,一切规章制度都须出自这一部门。虽有从德国与日本翻译过来的“步兵操典”、“阵中勤务令”之类,但文字生涩,不可卒读。徐世昌日坐愁城,不知如何措手,听说言敦源是保定莲池书院的高材生,便姑且将这一堆“天书”交给他去整理。言敦源细心寻绎文气,不懂之处找原译者去请教,通得其意,另行改写,结果不但通顺,而且精要。

    徐世昌大喜过望,袁世凯已倾心相许。两人与年未三十的言敦源函札往来,不是称“仲兄”,便是称“远公”,尊礼始终不替。

    戊戌告密,袁世凯一跃而为山东巡抚,言敦源自然是必携的僚佐,他的官衔是“武卫军右翼参赞”,与宿将龚元友共守德州。及至袁世凯从李鸿章督直,言敦源亦已保升到了道员,充任督练公所兵备处总办。

    从回銮至今,又已五年的工夫,北洋大将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曹锟等人,都因为赏给“副都统”衔,换上了红顶子。袁世凯觉得不能委屈言敦源,特意保他署任大名镇总兵,以文员而任镇守方面的武职,一破成例。言敦源顶戴已换,尚未上任,一接到张一麟的电报,随即到京,大规模秋操的腹案,在火车中便已拟定了。

    这天,袁世凯已迁回北洋公所,等言敦源一到,一面通知徐世昌,一面先谈起来。言敦源听他说完,随即振笔疾书,及至徐世昌应邀赶来,他的秋操计划纲要,已经脱稿了。

    “慰庭,有道上谕你看看!”

    这道上谕不到三十个字:“以岑春煊为云贵总督,调周馥为两广总督,丁振铎为闽浙总督。”

    袁世凯看完,只言不发,只说:“菊人,你看看仲远的办法。”

    徐世昌接来一看,只见写的是:“查会操宗旨,在使各军官之调度指挥,各军士之动作服习,一一实验,而平日督练之成绩,各部伍教育之程度,亦得灿然毕备,殿最分明。东西各国不惜繁费,岁岁举行者,诚以多一次战役,必多一次改良;经一次合操,必增一次经验,非苟然也!”

    “很好!”徐世昌深深点头,“说得很动听。”

    “你再看下面。”袁世凯说:“还有好文章。”

    徐世昌接着往下看:“上年征调近畿陆军各镇,会操河间,固已耸动环球,此次若能举南北数省之军队,萃集一地而运用之,使皆服习于中央一号令之下,尤为创从前所未有,允足系四方之观听。”

    “不错,说得好!隐然有耀武扬威之意,皇太后一定中意。”徐世昌放下计划纲要,望着言敦源说:“看不如听!仲远,我听你讲。”

    “先谈编制,想分南北两军对抗。北军抽调山东的第五镇、南苑的第六镇、直隶的第四镇、以及京旗第一镇的兵力,合编而成;南军以湖北第八镇全军及河南的混成协合组。总人数三万四千。”

    “我想,南皮一定赞成。”徐世昌笑道,“他也早就跃跃欲试了。两军的统制,南军当然是丫姑爷,北军呢?”

    袁世凯与言敦源都笑了。所谓“丫姑爷”是指湖北新军的首脑张彪,他的妻子是张夫人的丫头,认作干女儿,所以张彪有“丫姑爷”的外号。

    “北军统制!”袁世凯征询着,“段芝泉如何?”

    “我赞成!”徐世昌说:“综理这次会操的一切事务,自然非仲远莫属。”

    “仲远,”袁世凯问道:“你的意思怎么样?”

    “义不容辞。”

    “那好!就这样定案。我与庆邸、子玖都谈过了,无不同意。”

    ※ ※ ※

    果然,一奏便准,而慈禧太后颇为嘉许。那些“都老爷”见此光景,自觉占了上风,加以徐世昌与端方的疏通,亦就不为已甚。

    袁世凯一出京,编纂新官制就顺利了,到了八月底,大致已经定局。徐世昌因为袁世凯希望始终其事,便替他在瞿鸿玑面前活动,同时说动铁良,奏请颁发“阅兵大臣”关防,并召袁世凯陛见,面谕此次会操应该如何认真办理,以示朝廷整军经武,重振雄风的期望。慈禧太后一一照准,于是,袁世凯九月初一重新进京。

    九月初二召见,谈会操以外,少不得也要谈到新官制。袁世凯不敢多说,而奕劻则乘机面奏:袁世凯亦系奉旨共同编纂的大臣,可否趁他请训之便,让他细看一看草案,如有不尽之处,还来得及改正。

    这亦并无不可,慈禧太后同意了。于是,奕劻以“总司核定官制”的资格,在朗润园召集一次会议,名为审定,其实只是让袁世凯亮个相。而袁世凯早就发了请帖,在北洋公所设宴款待缩纂官制局的同事,上自王公,下至录事,一视同仁,无不邀请。

    这样的场合,设宴照例演剧,但应传的戏班,不是徽班,不是秦腔,而是“春柳社”的新剧,俗称“文明戏”,戏名叫作《朝鲜烈士蹈海记》。

    这出戏的剧情是:朝鲜的顽固党争名夺利,搞得乌烟瘴气。有一烈士对顽固大臣进言,以为朝鲜如不变法,即将亡国,顽固大臣只顾既得利益,不肯改革。有一大臣调停其间,一面劝烈士不宜鲁莽,一面劝大臣,强敌当前,如不变法,何以图存?大臣不听。其后日本进兵,朝鲜王被迫退位,烈士痛哭流涕地演说了一场,跳海而死。

    这出戏当然是意有所指的。演员都经指点、悟得其中之意,演来丝丝入扣,十分感人。文明戏中,照例有个重要角色,名为“言论老生”,扮演蹈海的烈士,那场演说,慷慨激昂,声容并茂,席间确有人感动得掉眼泪,而袁世凯却始终保持笑容,是报复的快意使然。

    ※ ※ ※

    彰德会操一共举行了四天。第一天操练马队,第二天南北两军“遭遇战”,第三天考验士兵的战技,第四天大阅。中午大宴中外参观宾客及两军将佐,第五天袁世凯就回天津了。

    一到便接得报告,载振与徐世昌奉旨出关“查办事件”。原来东三省地大物博,一向富庶,苛捐杂税甚多,自从由日、俄两国接收过来,派赵尔巽为奉天将军以后,他任用一个当过广西巡抚,素以精刻知名的扬州人史念祖整顿税务。这一来,上下其手的蠹吏贪官,大感不便,因而策动了一个工科给事中张世培奏上一本,倒也没有太离谱的攻击,只说奉天捐税烦苛,商民颇以为苦。其时已决定东三省将改行省。赵尔巽本已内定为第一任总督,如今有此一奏,慈禧太后决定派人去看看。奕劻内举不避亲,主张派载振去查办,因为苛税病商,自与商部有关。而况,所查的是封疆大吏,向例不是派大学士,便是派亲贵,载振的身分亦相符合。

    不过,载振到底更事不多,还得派一个老成人作为辅佐,而徐世昌看出新官制一施行,军机处有大更动,自己不一定能保得住眼前的位子,不如出关去看看,有何机会。所以向奕劻自告奋勇,瞿鸿玑亦不反对,事情便定局了。

    接待钦差,在地方官是件大事,何况载振又是换帖弟兄,袁世凯觉得于公于私,都必得格外尽心才好,所以指定督练公所参谋处总办段芝贵,专为载振办差。

    段芝贵别无所长,只是善于伺候贵人。他在天津声色场中,是个阔客,袁世凯是知道的,而载振是头号绔袴,更是人所皆知。然则派段芝贵为载振办的差使是什么?亦就彼此心照不宣了。

    于是,段芝贵特意去找一个朋友。此人是长芦的盐商,捐了个兵部候补郎中的官衔,名叫王锡瑛,字益孙,跟段芝贵一起玩儿,结成臭味相投、彼此利用的好朋友。当时便将袁世凯交办的任务,细说了一遍,问王锡瑛:“有什么好主意,能叫振贝子玩儿得痛快?”

    “振贝子喜欢什么?”

    “他?”段芝贵突然想起来了,“从前有个谢珊珊,你知道吗?”

    “不是唱髦儿戏的吗?”

    向来伶人皆为男角,俗称“相公”,又称“象姑”。洪杨以后,始有女伶,起于上海,称之为“髦儿戏”。谢珊珊是苏州人,以伶而妓,三、四年前在京城里很红过一阵子。

    “不错!”段芝贵说:“谢瑚珊唱过髦儿戏,还跟振贝子配过戏。”

    “着!”正锡瑛猛然一拍脑袋,“怎么这档子事就会想不起来?”

    他想起的是三年前,出在北京东城余园的一件新闻。余园本是慈禧太后同族,做过两广总督的瑞麟的旧居,庚子之乱遭了灾,荒废不复可住。及至回銮以后,市面渐渐恢复,东城修了大马路,起了大洋楼,繁盛胜于往时,于是有人买下余园,修葺楼台,补植花木,开了一家大馆子。载振是余园的常客,经常在那里流连终日,也经常邀一班少年亲贵在那里串戏,“侗五爷”溥侗、“七爷”载涛的玩艺是连内行都佩服的。每逢彩串,常有名角来把场,如果遇到肃亲王善耆粉墨登场,那就更热闹了,起码有四五个名角到后台来“伺候”。

    看看闹得太过分了,台谏中颇有人表示愤慨,恰好载振跟谢珊珊合演了一出彩楼配,便有位“都老爷”张元奇上折参劾,上谕载振自加检点。余园风流,顿时消歇,谢珊珊不知所终,载振每一提起来,总有余憾莫释之慨。

    “振贝子不喜象姑,那好办!”王锡瑛说:“我已经看中了一个人了,就怕段二爷你老心里觉得不是味儿。”

    这一说,段芝贵知道他指的是谁,反唇相讥地笑道:“莫非你心里就不犯酸?”

    原来段、王二人都捧一个叫杨翠喜的坤伶。这杨翠喜是畿南文安人氏,从小父母双亡,为族叔卖给一家姓杨的作养女,取名杨翠喜。这姓杨的是戏班子里的“文场”,其实正当髦儿戏开始风行,便将杨翠喜送去学戏,应的花旦这一行。

    到得十六七岁,杨翠喜出落得玉立亭亭,色胜于艺。喜欢听髦儿戏的,本就选色重于徵歌,因此,杨翠喜在天津天仙茶园,露演未几,便即大红大紫。捧她的客人,不知凡几,但论贵则段芝贵,论富则王锡瑛。有此两人护法,他人便只好望而却步了。

    段、王虽同捧杨翠喜,却并不争风吃醋,这是因为杨翠喜受了养母的教,手腕颇为高明,对两人都是不即不离,若拒若迎,而又铢两相称,不让谁觉得受了委屈,而又总存着一个迟早得亲芗泽的想头,才得以相安无事。

    也就因为如此,王锡瑛出这么一个主意,段芝贵心里不会犯酸。不过,他也不愿将可居的“奇货”轻易“脱手”,思量着得好好把握这个机会,从载振身上,大大弄一注好处。

    “段二爷,我们买卖人是发了财才升官,你老是贵人,就得升官,才能发财。何不弄个督抚做做?”

    段芝贵心想王锡瑛毕竟是商人,对宦途经历,不甚了了。一个候补道想一跃而为督抚,简直是做梦!就算是实缺道员,亦得先放臬司,再转藩司,经过“监司”这个阶段,才有升为巡抚的希望。

    当然,这话可以不必跟他说,丢开一边,只谈如何伺候得振贝子称心如意。

    ※ ※ ※

    就在载振与徐世昌到达天津的前一天,新官制案正式见诸上谕。事先,已有电报预告,所以袁世凯关照,电旨一到,随即译送。由于这是清朝开国,至少是雍正七年设立军机处以来,破天荒的大举措,所以上谕长达三千言,抄码译文,颇费工夫,只能一段一段送阅。

    这道上谕分为两部分,前面是总司核定的奕劻、孙家鼐与瞿鸿玑的会奏,引叙共同编纂新官制的上谕之后,先有一段颂圣表功的引叙:

    “仰见皇太后、皇上力拯时艰,通变宜民之至意,率士臣庶,感颂同声:实中国转弱为强之关键。兹事体大,臣等仰禀圣谟,总司核定,断不敢草率从事,亦不敢敷衍塞责。月余以来,准厘定官制大臣载泽等陆续送到草案,臣等悉心详核,反复商榷,间有未协,次第更定。京内各官,现已竣事。”

    紧接着是谈改定官制的准则,以及现行官制的缺失:

    “窃维此次改定官制,既为预备立宪之基,自以所定官制与宪政相近为要义。按立宪国官制,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并峙,各有专属,相辅而行。其意美法良,则谕旨所谓廓清积弊,明定责成,两言尽之矣!盖今日积弊之难清,实由于责成之不定,推究厥故,殆有三端:

    一则权限之不分。以行政官而兼有立法权,则必有借行政之名义,创为不平之法律,而为协舆情,以行政而兼有司法权,则有徇平时之爱憎,变更一定之法律,以意为出入。以司法官而兼有立法权,则必有谋听断之便利,制为严峻之法律,以肆行武健,而法律浸失其本意。举人民之权利生命,遂妨害于无形。此权限不分,责成之不能定者一也。

    一则职任之不明。政以分职而理,谋以专任而成。今则一堂有六官,是数人共一职也,其半为冗员可知,一人而历官各部,是一人更数职也,其必无专长灭见。数人分一任,则筑室道谋,弊在玩时;一人兼数差,则日不暇给,弊在废事。是故贤者累于牵制,不肖者安于推诿。是职任不明,责成不能定者二也。”

    第一次送来的电文,到此为止。袁世凯与张一麟各推敲久久,认为大端之一的“权限不分”,讲司法独立,或可邀准,大端之二“职任不明”这一条就很难说了。

    显然的,说“一堂有六官,其半为冗员”,则各部满汉两尚书、四侍郎定会裁掉一半,平空敲掉许多人的饭碗,必定有人切齿痛恨地在骂,“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袁世凯倒有些失悔于鼓吹改官制一举了。

    第二次送来的电文,接叙大端之三:

    “一则名实不副。名为吏部,但司签掣之事,并无铨衡之权:名为户部,但司出纳之事,并无统计之权;名为礼部,但司典仪之事,并无礼教之权;名为兵部,但司绿营兵籍,武职升转之事,并无统御之权,是名实不副,责成之不定者三也。”

    有此三积弊,因此厘定官制,即以“清积弊,定责成”为指归。首先是“分权以定限”,除立法暂设资政院外,行政、司法两权的区分是:

    “行政之事,则专属之内阁各部大臣。内阁有总理大臣,各部尚书亦为内阁政务大臣,故分之为各部,合之皆为政府,而情无隔阂,入则同参阁议,出则各治部务,而事可贯通。如是则中央集权之势成,政策统一之效著。司法之权,则专属之法部。以大理院任审判,而法部监督之,均与行政官相对峙,而不为所节制,此三权分立之梗概也。此外有资政院以持公论,有都察院以任纠弹,有审计院以查滥费,亦皆独立,不为内阁所节制,而转能监督阁臣,此分权定限之大要也。”

    司法果然独立了,看样子,上谕必会允准,但内阁制,则在未定之天。

    袁世凯急于想知道结果,无奈原奏还有“正名以核实”与“分职以专任”两大条,不能不耐心看完:

    “次正名以核实。巡警为民政之一端,拟正名为民政部。户部综天下财赋,拟正名为度支部,以财政处、税务处并入。兵部徒拥虚名,拟正名为陆军部,以练兵处、太仆寺并入,而海军部暂隶焉。既设陆军部,则练兵处之军令司,拟正名为军咨府,以握全国军政之要枢。刑部为司法之行政衙门,徒名曰刑,义有未尽,拟正名为法部。商部本兼掌农工,拟正名为农工商部。理藩院为理藩部,太常、光禄、鸿胪三寺,同为执礼之官,拟并入礼部。工部所掌半已分隶他部,而以轮路邮电并入,拟改为邮传部。此正名核实之大要也。

    次分职以专任。分职之法,凡旧有各衙门与行政无关系者,自可切于事情,首外务部、次民政部、次度支部、次礼部、次学部、次陆军部、次法部、次农工商部、次邮传部、次理藩院。专任之法,内阁各大臣同负责任,除外务部载在公约,其余均不得兼充繁重差缺。各部尚书只设一人,侍郎只设二人,皆归一律,至新设之丞参,事权不明,尚多窒碍。故特设承政厅,使左右丞,任一部总汇之事。设参议厅,使左右参议,任一部谋议之事。其郎中、员外郎、主事以下,视事务之繁简,定额之多寡,要使责有专归,官无滥设。此分职专任之大要也。”

    看完这两条,袁世凯不由得脊梁上一阵阵发冷,知道亲贵疑忌与瞿鸿玑的有意作对,都非传言,而是信而有征了。

    所谓“除外务部载在公约,其余均不得兼充繁重差缺”这句话,明明是说,除了他本人仍旧可以当军机大臣以外,其余都不能以尚书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了。徐世昌出军机,已是势所必然,究其实际,袁世凯认为是为了要剪除他的羽翼。而“正名以核实”这一条,更是专门指着他而来的。

    他算了一下,除直隶总督的本缺以外,他还有九个衔头,如今大部分都不保了。练兵处并入陆军部,当然不再有“会办大臣”的名目,新设邮传部,而以轮路邮电并入,这就一下子去了“铁路”、“电政”两个“督办大臣”的衔头。最可忧的是,海军部暂隶陆军部,则南北洋大臣的名义,或许都会裁撤。

    想到这里,心乱如麻,只得暂且丢开,再看下文。

    下文是上谕了。仍用“钦笔懿旨”开头,首先是谈军机处,说它是“行政总汇”,在“雍正年间,本由内阁分设”,这“行政总汇”、“内阁分设”八字,与“内阁总理大臣”这个衔头,针锋相对,包得紧紧地,袁世凯的心更凉了,寄托于新官制,能继奕劻而独柄大臣的希望,到此已可确定,是完全落空了!

    果然,上谕明示军机处“相承至今,尚无流弊,自毋庸编改内阁。军机处一切规制着照旧行。其各部尚书,均着充参与政务大臣,轮班值日,听务召对。”

    最使得袁世凯不服的是:“除外务部堂官员缺照旧外,各部堂官均改设尚书一员,侍郎二员,不分满汉。”此外还有相关的上谕五道:

    第一道:“各直省官制,着即行陆续编订,妥核具奏。”第二道:“此次裁缺之堂官,均着即原品食俸,听候简用。”

    第三道:“此次改定官制,除民政部、学部、农工商部尚书、侍郎均毋庸更换外,吏部尚书仍着鹿传霖补授:度支部尚书溥颋补授;礼部尚书仍着溥良补授;陆军部尚书着铁良补授;法部尚书戴鸿慈补授:邮传部尚书着张百熙补授:理藩部尚书着寿耆补授;都察院都御史仍着陆宝忠补授。”

    第四道:“鹿传霖、荣庆、徐世昌、铁良均着开去军机大臣,专管部务。”

    第五道:“庆亲王奕劻、协办大学士外务部尚书瞿鸿玑均着仍为军机大臣;大学士世续着补授军机大臣。”

    其时有好些幕宾集中在袁世凯的签押房内,传观着一道一道的上谕,等袁世凯看完,大家亦随即看完了,面面相觑,表情凝重,每个人心头都似有一块铅压在那里,透不过气来似的难受。

    “大清朝的气数,只怕要尽了!”袁世凯的声音低沉而带嘶哑,“我没想到,改官制改成这个样子!”

    “改官制是为立宪作预备,最主要的是建立责任内阁制度,这一点不能实现,精神全失。”金邦平愤愤地说:“我们都让人利用了。”

    “是的。”袁世凯说:“我们让人利用了。而利用我们的人,又是让人家给利用了!只图保一己的禄位,断送了汉人上进之路。天下只怕从此要多事!”

    大家或多或少地明白,他所指的是瞿鸿玑。此中恩怨,只有他自己明白,旁人无从置喙,只觉得他所说的,“断送了汉人上进之路”这句话深可注意。

    “你们看,十二个部院,表面上好象满汉均分,其实不然。第一、外务部总理大臣庆王、会办大臣那琴轩,跟尚书是两对一之比,所以实际上掌部的满汉大臣是八对六之比。第二、十二部院中,度支部、陆军部都是旗人,甚至陆军部两侍郎都是旗人!财权、兵权旗人都抓在手里了,外交权亦是旗人占优势,汉人处处相形见绌。不平则鸣,而且不鸣则已!”袁世凯摇摇头,有不忍卒言之势。

    “这两个姓溥的,大概都是宗室吧?”金邦平问。

    “是的。”张一麟答说:“度支部尚书溥颋,字仲路,属镶红旗;礼部尚书溥良,是高宗胞弟和亲王之后,字玉岑,属正蓝旗。”

    “加上振贝子,亲贵占了三个部,这是从来少有的事!”金邦平亦不胜感叹地:“亲贵用事,且又是少不更事的亲贵,这不是好现象。”

    “这一次改官制,汉人是吃亏了!”张一麟平心静气地说:“倒不如以前的制度,汉室六堂,平分秋色,目前尚书、侍郎算起来人数也还相当,可是以后就难说了。如果旗人有猜忌之心,朝廷有收权之意,则各部堂官,满多汉少,势所必然,而且看样子亲贵用事的还会增加。凡此流弊,都是始料所不及,如今要谈补救,只怕很难。”

    “大局令人灰心!”袁世凯看着他说:“仲仁,请你检点一下,不该我兼的差缺,究有多少?请你拟一个稿子,尽快电奏,免得人家说我揽权恋栈。”

    ※ ※ ※

    “瞿子玖这一着真狠!”袁世凯对徐世昌说:“莫非汉人之中,只有他一个能当大军机?他这样做法,迟早会引起公愤,落个灰头土脸的下场。”

    “你说他狠,还有狠的呢!”徐世昌压低了声音说:“子玖‘独对’过两次,尽情攻击‘大老’,想撵他出军机。上头对‘大老’亦颇不满,只是替手难找,所以搁着再说。”

    袁世凯大惊,“有这样的事?”显然的,他有些不信其为真。

    这确是件难以置信的事!以汉大臣胆敢与懿亲作对,而且在“上头”讦告,乃是清朝开国以来所未有的事。然而,徐世昌有确实的消息,一点不假。

    “是李莲英跟我说的。”徐世昌解释李莲英跟他忽然接近的缘故,“李莲英家的子弟,跟人为房产涉讼,我帮了他很大一个忙,所以他告诉我的话,决不会假!”

    “那可是太可怕了!”袁世凯自问似地说:“除了庆王,还有谁能掌枢呢?”

    从同治登基以来,由亲贵领军机,已成牢不可破的惯例,奕劻如果被逐,接手的当然亦是什么亲王,或者郡王。但环顾亲贵,不是老迈昏庸,便是年轻识浅,只有肃亲王善耆,勉强可算大器,但支派太远,而且过于接近汉人,亦难中慈禧太后的意。看来,奕劻还可在夹缝中苟延几时。

    “就为难得有人能接替,所以暂安现状,事情也许会有突变。”徐世昌放低了声音说:“西林的意向很难测。”

    “西林”是指岑春煊,自从奉旨由两广调云贵,颇有人劝他告病,而岑春煊在表面上摆出忠君爱国的姿态,慨然表示:“世受国恩,虽天南地北,何处不是报恩之地?”照常办理移交,准备赴新任。

    但暗底下,但却另有打算。因为瞿鸿劻早有信告诉他,调任非出两宫本意,是奕劻与袁世凯的阴谋。岑春煊心想,果真到了云南,天高皇帝远,交通又不便,想见慈禧太后一面都难。因而以就医为名,到了上海,想找个机会,突出不意地到了京里,宫门请安,慈禧太后自然即时召见。只要争取得这样的一刻,他决定当面痛劾奕劻,将奕劻扳倒了,就是袁世凯的靠山已倒。

    这番算计,多少已在袁世凯估量之中,所以岑春煊在上海的一举一动,都有袁世凯的密探,随时用密电报告北洋。原以为岑春煊会跟革命党人接近,所侦探的目标,亦放在他交游的情形上面,如今由徐世昌的话,袁世凯被提醒了,不由得失声问道:“莫非瞿子玖还有援引他入枢的妄想?”

    “也不能说是妄想。以西林所受慈眷之隆,这不是不可能的事。而况,军机一向是五位,如今还差两个位子在那里。”

    袁世凯声色不动地想了好一会,说一句:“非动手不可了。”

    “最好,你能跟庆王先谈一谈。”

    “那当然!不过此事非世伯轩协力不可。这趟回京,请你替我格外致意。”

    袁世凯所说的“伯轩”,就是新任军机大臣世续,徐世昌点点头说:“当然,当然!”

    就在这时候,听得签押房外面的走廊上,有人高唱:“振贝子到!”

    袁世凯与徐世昌相将出迎,只见载振由段芝贵陪着,神色闲豫地走了进来,他一见了袁世凯的面便问:“四哥,我去看了你的马了,都不怎么样嘛!”

    他们是奉了奕劻之命,换过兰谱的,不过,载振虽可称袁世凯为“四哥”,而袁世凯却不敢托大,载振字育周,便以“育公”相称。

    “育公!”袁世凯答说:“你要好马容易!只不知你爱什么样儿的马?是要快,还是稳,或者样子好看?”

    “要样子好看。”

    “那得洋马。”袁世凯问:“给你找四匹,够了吧?”

    “够了!不过得要一个颜色。”

    “好!枣骝,还是菊花青?”

    “要全白的。”

    “育公,”徐世昌插嘴相劝:“全白的四匹,即是所谓‘纯驷’,太招摇了!我看不必吧!”

    “是的。”袁世凯也劝:“如今台谏上遇事生风,喜欢说闲话的人很多,不必招这个麻烦。”

    载振也醒悟了,“纯驷”乃王辇所御,上次到日本看博览会,正逢明治天皇阅兵,骑的也是一匹白马。不过话虽如此,却仍有点赌气的意味:“那就全黑的好了!”他说。

    “好!好!全黑四匹。等育公你从关外回来,就可以带进京了。”袁世凯接着问段芝贵:“香岩,晚上怎么样?”

    “都预备好了。”

    袁世凯点点头,转脸向载振说:“育公,我先得跟你声明,回头我跟菊人陪你吃饭,吃完了,我跟菊人先走一步,让香岩陪你好好玩儿。行不行?”

    载振明白,袁世凯是有他与徐世昌在座,未免拘束,所以特意避开。其实,他亦希望如此,只是“不敢请耳”!所以立即笑嘻嘻地答说:“四哥还跟我客气什么?回头你跟菊人有事,尽管先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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