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兴六年已经即将走到了末尾。
虽然说斐潜和曹操依旧在对峙,但是两个人不约而同的其实都将目标转向了旧有的那些势力。
或许是一种巧合,或许也是一种必然。
有时候斐潜会在想,为什么三国在后世会是一个持久吸引了许多人的时间段,或许是因为这个时间段里面的人物,或许是因为在其中发生的故事,但是更多的,依旧是在这一段混乱之中碰撞出来的那些人性的光华。
不仅仅是有光明的,也有黑暗的。
有卑劣的出卖,也有璀璨的忠义。
每个人,从皇帝到士族,然后再到普通的百姓,都在这样的混乱碰撞之中,迷茫,寻找,挣扎。皇帝不知道大汉怎么了,士族知道怎么但是不知道要怎么去做,百姓最能体会到了其中的惨痛和苦楚,但是说不出来。
乱世的挣扎,才是三国。
将一个硕大的大汉王朝摔碎了给人看……
零散,破碎,不成型。
每一片都是大汉,每一片也都不是大汉。
有人想要重新建一个,有人想要将其补完整。
而现在,曹操朝着荆棘迈开了腿,举起了刀。
但是有人认为曹操这样做没意思……
或许是因为这些人觉得社会的变革,时代的变迁,跟他们没有什么关系。一个新的时代和旧的时代的碰撞,文化的演变,能让他们多吃一碗粉么?就像是颍川传来了变化和消息的时候,还有一些人根本不在意,只是在研究着自己究竟能不能在青龙寺里面占据一席之地,亦或是新来的女官甄宓那套裙装真漂亮,身材真窈窕,若是能那啥,便是那啥啥……
大汉之风,又是有些变得轻些了……
堂内,坐着的都是大儒。
或者说,是一定程度上,被认可的学者。
除了庞统荀攸等大员之外,还有郑玄,司马徽,黄承彦,庞山民,令狐邵,崔林,谯并,董永,张裔,王冲等等……
这些人当中,有一部分的人比较有名,但是有一部分的人只是在部分区域内有些名头,但是不管怎样,今日坐在堂内,都代表了一个相同的身份,就是三色旗帜之下的带盐人。
大汉需要带盐人。
若是大学者不做声,难不成天天去听小学徒咋呼么?更何况小学徒也未必能发声。
这就是斐潜应对之法。
嗯,其中的一环。
在青龙寺当下,有了越来越多的话题被挖掘出来的时候,斐潜觉得,有必要将这些学者都召集起来,相互通个气,以免在某些环节的时候出现误伤,亦或是不小心导致了整体思想上的偏差,至少不能被颍川的风给吹歪了。
这个气,就是风气。
大汉风气。
有时候这个话题会显得比较空泛。
可对于当下的这些人来说,这个话题刚好。
因为斐潜就是要让这些人在青龙寺里面去带领,去转变。或许就像是曹操一样,去面对荆棘,去举刀砍伐。又比如管宁的薄葬理论。这个切入点其实很好,但是当下撬动的也仅仅是其中一点,而斐潜需要带动整个的面。
当斐潜说大汉风气的时候,众人就相互看了看,或是沉思,或是振奋。
因为,文人其实比较喜欢风气这个词的,有时候动不动感慨,亦或是指点江山的时候,就喜欢用上这个词语。
斐潜所言,自然也不是随口乱说。在整个大汉,从西汉到东汉期间,风气确实略有变化。有时候说风气此词太空,但是又是大汉上上下下在社会生活当中所表现出来的言行,或者说是一种社会群体心理和群体意志的外在表现,也是大汉文化精神面貌的重要表现之一。
汉初,偏急,偏轻,锐气有余,而沉稳不足。斐潜缓缓的说道,时有杨子云有曰,当取重去轻,取四重,去四轻,以重言、重行、重貌、重好为佳。言重则有法,行重则有德,貌重则有威,好重则有观。故以轻求重,乃汉初之风,言轻则招忧,行轻则招辜,貌轻则招辱,好轻则招淫。子亦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是也,其意乃相合也。
斐潜说到了杨子云,川蜀几名学子的腰杆明显挺直了一些,神采也略有飞扬状。毕竟这个曾经的川中翘楚,也算是给川蜀好好的涨了一波脸。
在两汉的时代风云变化之中,从汉初最开始的轻狂到了后期求其稳重,这也是符合时代发展规律的事情,几乎在每一个朝代开始的时候,都会走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因为前秦太短,而汉代算是第一个长期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政体,自然更有些别样的意味。
郑玄点了点头说道:汉初多狂放急切,君臣无礼而立,以至有饮酒争功,妄呼以醉者,更有甚者当庭拔剑恐吓击柱之辈,皆因无礼而起,狷狂太盛之故。
斐潜微微点头。
基本上来说,每一个王朝在草创期,都会遇到的一百五定律。一百五十人以下,管理者甚至不需要什么特别的规章制度,以人格或是魅力就可以直接进行有效的领导,而一旦突破一百五十这个人数,各种各样的问题就体现出来了……
这个定律或许有些偏颇,但是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说明了组织架构管理上面的问题。就像是当下,斐潜的政治集团逐渐的扩大,最底层的官吏和斐潜的距离在被不断的增大,除了在斐潜身边的这一群人会比较容易的接触到斐潜,并且受到了斐潜的影响之外,那些中层,或是底层的官吏在长期外放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出现一些问题?
水镜先生司马徽也说道:汉初叔孙通依世谐俗,制定朝仪,以定规矩,乃分轻重,此为长治久安之要也……
对于在厅堂之内大多数参会者来说,都觉得自己能够参加此次的会议,是代表了一定意义上的创举,甚至可以说将见证,或是奠定了将来大汉治国理政的基础和标准,每个人都十分的兴奋,在郑玄和司马徽开头之后,便是这边一言那边一语的议论了起来。
儒家么,似乎先天对于这种礼仪规范就很有兴趣。
斐潜一边听,一边让王昶和诸葛瑾在一旁记录。
整个执政的风气,是从上至下的。
这一点毋庸置疑。因为下面的风都是散乱的,若是要以下面的为准,那么上面的自然就是昏头昏脑,毫无头绪。
所以只有在政治层面上的风气统一了,才会对于整个大汉社会层面造成影响。
就像是西汉初期,因为上层政治层面的原因,导致很多时候为了解决问题,就是急躁的推出各种法律法规,而这些法律法规又因为相互之间没有很好的系统化,最终导致相互违背,甚至冲突。
西汉当中就有记载说当时的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说明大汉当时即便是专门的法律工作者,也无法适应这种混乱且无序的律法,更谈不上利用律法来有效的解决纠纷,调理社会冲突了。
以至变成了,人轻犯法,吏易杀人!
动不动就出台一个什么新法规,根本不讲究什么相互关联,也不管什么后续影响,顾头不顾腚的法律法规,使得在汉武帝之时酷吏横行。这些酷吏或许有个别人是忠心为国,但是绝大多数都是借着鸡毛当令箭,以各种拗口混乱的法律法规谋取个人私欲,刚暴强人,害人不浅。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吃过了苦头的大汉上层建筑开始转变了风向,开始求谨求厚。
东汉光武帝中兴之时,光武帝自己就非常严谨,持重避轻,不浮夸不奢靡,身衣大练,色无重彩,耳不听郑卫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有这样一个皇帝在前,大臣们自然也必须保持一致。
嗯,至少在开会的时候保持一致。
另外一个方面,因为刘秀约束自己,所以他也对大臣,尤其是功臣较为宽厚。他常告诫功臣宜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慄慄,日慎一日。
这无疑是比较成功的,在光武帝时期的功臣,多数能够善终。不像西汉开国将帅彼此间常常怒目相向,甚至刀兵相见,争功争赏,人脑子打出狗脑花出来……
而当下斐潜召开这样的一个会议,就很自然的被众人认为是类似于光武帝这样的举措,是为了提前安排和告诫群臣,要约束自身,要兢兢业业。
这无疑是一件非常振奋人心的事情。
一方面说明了斐潜并非想要完全摒弃经文,驱逐儒家,另外一方面也说明斐潜是一个成熟的政治领导者,能够未雨绸缪,胜过亡羊补牢。
毕竟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领导者是亡羊还不补牢的……
如今天下轻悍好斗,大河上下,大江南北,人皆轻心,动则攻剽椎埋,亦有劫人作奸者不知凡几……
当荡涤烦苛之法,每事务于宽厚是也……
正是,若以敢悍精敏,巧附文理,风行霜烈,擎誉喧赫之辈为上,恐事不安民不宁,社稷难以稳固,天下亦不得安生啊!
骠骑大将军如今以进贤良,摒绝贪腐,退弃酷苛,正是仁厚之政,天下之福也!
虽说如此,然律不可尽免。所谓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鹫者,当严惩不怠!
……
讨论相当的激烈。
东汉人崇尚道德,社会上盛行谦让之风。
嗯,至少是表面上的。
在东汉初期,在生活中上上下下身体力行,谦让之态蔚然成风。并且这种谦让的范围是十分广泛,凡对他人的忍让、恭顺和对名利的推让都可以被称为谦让。
此类事迹在《后汉书》中十分常见,但是随之而来的,便是沽名钓誉。就像是后世有人排队,相互谦让,然后发现有人不排队,结果还占据了好位置,这尼玛还让个屁?
因此对于插队者的惩罚的力度和速度,也就决定了是否能够保持秩序的稳定。
一方面要认识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另外一方面也要建立一套对于利的标准,否则定然会有人不避刀锯之诛,疯狂的追逐利益。
这就是斐潜给这些学者大小儒者规划出来的一个框架。
大汉,风气。
在后世里面,斐潜见过太多的沽名钓誉的行径,但是并非所有的具备沽名钓誉性质的行为都是坏的,比如某些名人给灾区捐款捐物,只要真的是在捐,而不是借着捐的名义搞事情,亦或是出口转内销谋取利益,那么这样的沽名钓誉也并非完全不可。
儒家,原本就承载着教育的责任,这是儒家的创始者孔子一开始就担负在肩上的丰碑,所以沽名也罢钓誉也好,重点是要做了什么事,而不是唱得什么歌。只要搞清楚这一点,就不会在后世动不动要列队看拉丁舞,尬笑听谢谢你了。
斐潜看着众人议论纷纷,和庞统荀攸交换了一下目光。
庞统微笑着,点了点头,回应了一下斐潜的目光,而荀攸则是若有所思。
荀攸跟随着斐潜也有一段时间了,可是他依旧有时候会觉得斐潜一次又一次的超出自己的想象范围。
在荀攸感觉之中,斐潜就像是一个高居在天下棋盘之上的棋手,轻易的搬动着棋盘上的棋子,而身处于棋盘上的棋子,却看不清迷雾之外的天地,只能是看见自己前进的方向……
作为棋盘的基石,是哑巴,是聋子,是瞎子。
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事情,能发出声音的,是棋子。
可是棋子也不能脱离自身的位置,当其脱离的时候,就是死亡的降临。
而在棋子之上,那些指挥着棋子的手,是否愿意听,愿意看,亦或是思索未来,那就是可能决定了棋盘胜负的关键。
荀攸微微抬头看了看斐潜,又看了看堂中正在激烈的讨论的众人。
这些人都是棋子,包括荀攸自己。
是的,这些棋子都在发声,似乎都在为了自己的未来在发出声音,可是明晰未来的,却只有一个……
斐潜倒是没有关注到荀攸的心理活动,他更多的是注意到了现场的那些言论。
民众需要一个声调,需要一个风气。
捂着民众的嘴,蒙上民众的眼镜,刺破民众的耳朵,并不是什么好主意,因为民众会痛的,痛得越深,便是记得越深刻。
还不如给民众一个发声的渠道,一个表达的途径。
这个民,自然也包括四民之一的士。
就像是斐潜给这些士子,这些学者,这些儒家子弟规划出来的这个渠道。
青龙寺大论。
两次青龙寺大论,目的都很明确。
第一次的时候比较仓促,但是因为之前有蔡氏藏书,有守山学宫,有熹平石经,有蔡邕庞德公等大儒的背书,所以第一届青龙寺大论的正经,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成功的。在第一次青龙寺大论之中,表面上是针对经文,而实际上是在对人。
有了对于经文的求真求正,后面对于官吏的去贪去腐,才有了不可动摇的理论根基。斐潜在制裁那些官吏的时候,所引发出来的副作用才被压制到了较低的程度上。
因为,有真就有假,有正就有邪。
斐潜在清理贪腐的时候,自然而然的就是一种类似于求真求正的过程。并且在降低了圣人化的孔子地位的同时,也就拉低了儒家这个士的层级,使得天下四民,有了能够再一次愉快玩耍的机会……
而这一次的青龙寺大论,也是一样。表面上是求正解,实际上是在正经之下的引导民众的正确行为,是经书的延伸,社会的风气。
这些话斐潜虽然没有明讲,但是对于在场的众人而言,或多或少的都感觉到了其中的重要性,并且在之前大阅兵之中那种尚武的气息,也刺激了这些学者迫切的想要拔高自己,来对抗,或是来保住自己的地位。
因为有前车之鉴啊,在前秦和汉初,那种战乱环境之下,军事上面的重要性导致了重武轻文,甚至汉代开国皇帝和军功勋爵更是公然调戏儒生取乐。大汉当下也是面临着混乱的环境,若是不能做出一些什么事情来,说不得又是沦落到了武夫之下,饱受欺凌。
时代在变化,技术在变化,精神层面上的这些,同样也需要变化。
如果人的思想赶不上这些变化,是一件很可怕,也很可悲的事情……
所以,斐潜必须要让这些习惯发出声音,并且能够比较系统的发声的这些人动起来。
不可否认的是,在大汉当下的这个阶段,儒生,儒家,以及相关的经文等等,会是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内的重要文化传承的途径。儒生儒家在转变社会风气中具有难以估量的作用,社会舆论的力量也可以促进民众朝着更为健康和有序的方向去发展,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
只要控制好这个度。
让正面的道德观念,渗透到大汉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以一种无形的氛围影响民众的潜意识,牵引着大汉民众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形成强有力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推动整个华夏文明滚滚向前。
这一切,士当中的这种教育作用,不可或缺。
这是一场文化上的战斗。
既然曹操以言相诱,那么斐潜就应言而破之。
毕竟这也是华夏文明之剑上面的刀刃,用得好,自然无往不利,用得不好,便是自能割伤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