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全国展开“拔白旗”，批判“厚古薄今”运动中，时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的陈寅恪与吴宓一样，遭到无情加无理的批判，陈氏遂向学校提出不再教课，以免毒害更多的师生。身处西南一隅之地的吴宓闻讯，对老友陈寅恪的处境十分关切和挂念，遂产生利用暑假赴广州探望陈氏夫妇的想法。因全国各高校政治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吴宓不得脱身，这个愿望直到两年之后才得以实现。

    1961年7月30日下午，吴宓作长函致陈寅恪，“述一年来宓之情况。告即来粤晋谒，请通知此行应注意之事项”云云。8月4日，陈寅恪收到吴宓航空信函并作了如下回复：

    雨僧兄左右：七月卅日来书，顷收到，敬悉。因争取时间速复此函，诸事条例如下：一、到广州火车若在日间，可在火车站（东站即广九站）雇郊区三轮车，直达河南康乐中山大学，可入校门到大钟楼前东南区一号弟家门口下车。车费大约不超过二元（一元六角以上）。若达（搭）公共汽车，则须在海珠广场换车，火车站只有七路车，还须换十四路车来中山大学。故搭公路车十分不方便。外来旅客颇难搭也。若搭三轮车，也要排队，必须排在郊区一行，则较优先搭到。故由武汉搭火车时，应择日间到达广州者为便。岭南大学已改称中山大学。

    二、弟家因人多，难觅下榻处，拟代兄别寻一处。兄带米票每日七两，似可供两餐用，早晨弟当别购鸡蛋奉赠，或无问题。冼玉清教授已往游峨嵋矣。

    三、弟及内子近来身体皆多病，照顾亦虚有其名，营养不足，俟面谈。

    四、若火车在夜间十一点到广州，则极不便。旅店由组织分配，极苦。又中大校门在下午六点以后，客人通常不能入校门。现在广州是雨季，请注意。夜间颇凉。敬请行安六一年八月四号下午五点半弟　 寅恪　 敬启吴宓接信，于8月18日复函，告知陈寅恪自己先乘船沿长江下行，抵武汉大学访友，然后起程赴粤，约于8月26日到广州，粮票所带甚多，每日可有一斤，无须另备早餐等。8月23日清晨，吴宓由重庆码头登船赴武汉大学访问旧友。到武大后，因故旧较多，来访者络绎不绝，直到8月29日始由武汉乘火车向广州驶去。

    按原定计划，吴宓所乘火车到达广州的时间为白天，但一入广东境，因洪水泛滥，铁路多处遭塌阻或淹没，火车时走时停，直到30日夜晚11点30分才抵车站。时陈家已派出小彭、小彭夫婿林启汉与陈美延三人前往车站迎候。吴宓出站，“乘中山大学之汽车，过海珠桥，行久久（似甚远），方到中山大学。即入校，直抵东南区一号（洋楼）楼上陈宅。寅恪兄犹坐待宓来（此时已过夜半12时矣）相见”。只见陈寅恪“双目全不能见物，在室内摸索，以杖缓步；出外由小彭搀扶而行。面容如昔，发白甚少，惟前顶秃，眉目成八字形，目盲，故目细而更觉两端向外下垂（八）”。

    老友相见，自是一番感慨。尽管陈寅恪目盲病弱，但因吴宓的到来显得精神兴奋，憋在心中的话也如开闸的洪水倾泻而出。吴宓在日记中敬重地记下了这次相见的场面与陈氏思想志向，谓：“党国初不知有寅恪，且疑其已居港，而李一平君有接洽龙云投依人民政府以是和平收取云南之功，政府询其所欲得酬，李一平答以二事：（甲）请移吴梅（瞿安）师之柩，归葬苏州——立即照办；（乙）请迎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居庐山自由研究、讲学——政府亦允行，派李一平来迎。寅恪兄说明宁居中山大学较康乐便适（生活、图书），政府于是特致尊礼，毫不系于苏联学者之请问也！（宓按：刘文典之为政府礼重，亦必由于李一平之力；典1956对宓所言由于苏联学者之曾读典所著书而追询及典，乃有政府拟派其赴苏联讲学之意云云，恐非事实。又按王德锡之得入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似亦出于李一平之推荐）。”

    吴宓记述中所说的李一平，云南大姚人，20年代初肄业于东南大学，是吴梅的得意门生。青年时代曾领导参与南京“五卅运动”，结识陈铭枢、廖仲恺等人，并参加过北伐。后与林森、陈诚、李四光等人交往甚密，无党派人士。解放战争后期，曾策动云南滇军倒戈，为中共政权控制西南建过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等职。因吴梅早年曾拜陈三立为师研习诗词，李一平继之与陈氏家族建立了密切关系。从上述事例中可以见出李一平其人高风亮节与对师友的敬重和情意。

    吴氏提到的苏联学者请问一事，是流传于学术界的一则逸闻，说的是1949年年底，毛泽东访问苏联，与一代霸主斯大林会晤时，对方突然问起陈寅恪的行踪，毛泽东感到意外，询问详情，才知斯大林在写《中国革命问题》时，曾引用了陈寅恪著作中的很多材料。毛泽东不知陈寅恪是何方人士，当然更不知其踪，但既然世界头号“大鳄”斯大林如此重视，说明此事非同小可，遂立即表示回国查询后再呈报。当夜，一份特急密电发往北京，相关人员迅速行动，这才知道陈寅恪没有去香港，而是流落到了广州的岭南大学。自此之后，陈寅恪的身影进入了中共最高当局的视野，后来发生的一切政治、生活优待，都与斯大林这个询问有关。这个传闻不知何时何日，又弄到了刘文典身上。不知是别人附会，还是刘氏为了唬住当时没什么政治地位的吴宓而故意自吹自擂，但刘文典于50年代确曾被推选为全国政协第一、二届委员。这一切，随着陈寅恪自身经历的释解，刘文典得之于苏联高层重视之说也就不攻自破了。

    吴宓这天的日记还有如下记载：“此后政府虽再三敦请，寅恪兄决计不离中山大学而入京：以义命自持，坚卧不动，不见来访之宾客，尤坚决不见任何外国人士（港报中仍时有关于寅恪之记载），不谈政治，不评时事政策，不臧否人物——然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张，毫未改变，即仍遵守昔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中国文化本位论），而认为共产党已遭遇甚大之困难，彼之错误，在不效唐高祖事突厥，藉以援以成事建国，而唐太宗竟灭突厥，即是中国应走‘第三条路线’，与印度、印度尼西亚、埃及等国同列，取双方之援助，以为吾利，举足为左右之重轻，独立自主，自保其民族之道德、精神、文化，而不应‘一边倒’，为C。C。C。P。之附庸。……但在我辈个人如寅恪者，则仍确信中国孔子儒道之正大，有裨于全世界，而佛教亦纯正。我辈本此信仰，故虽危行言殆，但屹立不动，决不从时俗为转移；彼民主党派及趋时之先进人士，其逢迎贪鄙之情态，殊可鄙也云云。”

    陈寅恪说的共产党遭遇甚大困难，除了政治上在国际上陷入孤立，更大的困难是全国陷入空前的饥荒，人民衣食无着，因饥饿而死人的事时有发生，国家经济到了崩溃边缘。而导致这个恶果的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当局没有效法唐初李渊建国时称臣突厥的做法，保持独立的文化道德精神。相反的，正是唐初保持了独立的文化道德与精神，才于十年后的唐太宗时代一举灭掉了突厥，成为亚洲第一霸主，创造了称雄于世的皇皇伟业。反之当世中国政府，其政策是全面倒向苏联（C。C。C。P。），搬用苏联模式，值得怀疑。正是出于这样一种思想和考虑，才有了陈寅恪“屹立不动，决不从时俗为转移”的独立之精神。至于对趋炎附势的民主党派，陈寅恪当年就对其主要成员如闻一多、罗隆基，外加一个学生辈人物、且对陈氏恭奉有加的吴晗等辈不屑一顾，至于对章伯钧等看风使舵，拍马溜须，随时找机会拖着第三党“归宗”等辈更是不放在眼里。早在1953年7月26日，陈寅恪在答朱师辙诗《癸已六月十六夜月食时广州苦热再次前韵》中，曾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墨儒名法道阴阳，闭口休谈作哑羊。

    屯戌尚闻连浿水，文章唯是颂陶唐。

    海天明月伤圆缺，岭树重楼困火汤。

    一瞬百年强半过，不知何处觅家乡。

    陈诗中的墨儒名法道阴阳“六家”，无疑是暗喻中共之外的八个民主党派（国民党、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农工民主党、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哑羊，本是佛教语言，指不知解者。《大智度论》卷三：“云何名哑羊僧？虽不破戒，钝根无慧，不别好丑，不知轻重，不知有罪无罪，若有僧事，二人共诤，不能断决，默然无言，譬如白羊，乃至人杀，不能作声，是名哑羊僧。”诗中首联意指中国文化中无论哪门哪派，都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变成了“哑羊”。陈寅恪对此鄙视有加，且耿耿于怀。1955年，时任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院长的杜国庠请陈寅恪出任全国政协委员，陈氏当场回绝并说道：“我眼睛看不见，耳朵还是能听得清的，那些个政协委员说的东西，尽是歌功颂德，不讲真话，没有什么意思，我听着听着就气得把收音机关掉。另外，我自己身体不好，患高血压，怕冷，不适应北京的寒冷。请你转告周先生，我还是不担任政协委员。”陈氏此言，显然是不乐意与彼辈同流合污的义愤之举。

    陈诗颔联的前半句似指此时朝鲜战争虽处于僵持状态，但仍未结束。“沉水”，即朝鲜平壤北的清川江。就在这首诗写毕的第二天，即7月27日，朝鲜停战协议正式签订，这首诗算是为朝鲜战争作了一个小小的注脚。其后的“文章唯是颂陶唐”句，讽喻当时舆论充斥着对当局和毛泽东的颂扬。陶唐，中华民族上古部族时代的古帝名，即唐尧，与舜并称上古圣明的帝王。《孔子家语·五帝德》：“宰我曰：‘请问帝尧。’孔子曰：‘高辛氏之子，曰陶唐，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当时有些身患“软骨症”的知识分子吟诗作赋，把毛泽东与古代的帝王尧舜相提并论，宣传部门更是借此大做文章，加以鼓吹，形成了一个“圣人出，黄河清”的舆论大潮。在这股汹涌澎湃的大潮中，终于导致三门峡大坝的出笼，以及该坝建成后至今难以解决的历史性悲剧的产生。对于当时知识界与宣传机构联手打造的“尧舜赞歌”，时在中山大学中文系任教的容庚（南按：抗战胜利后被傅斯年拒入北大之门的那位），对整日昏天黑地学习毛著，并且还要评选积极分子以作为一种政治荣衔等做法大为不满，容氏在中文系小组发言中慷慨陈词，质问负责人：“‘言必称尧舜’，现在大家拥护毛主席跟封建时代拥护尧舜有什么不同？”此话后来成了容氏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铁证”，被打入另册。尽管陈寅恪与容氏关系不洽，陈氏退出中文系与二人关系不睦有直接关系，但在这一点上却是息息相通的。时在重庆的吴宓有“共颂河清未许悲”的诗句，倾诉了与陈寅恪甚至是容庚等知识分子一样的心理郁闷。而就在这首诗写毕四个月后，马列主义学者汪篯来到了中山大学劝其北返。陈寅恪与其谈话中除了对郭沫若等辈表示不满，盛怒中还捎带着大骂了一通民主党派的朋友，称他们是“自投罗网”、“无气节”、“可耻”等。无论是诗文还是谈话，皆见出郁结在陈寅恪心中的忧愤之情，而如今一对离别几十年的衰弱老友重逢岭南，陈寅恪倾吐的欲望与心中迸发的激情当是比以往更澎湃勇猛的。

    吴宓在陈宅一直谈到约深夜十二点半，方由小彭送往中山大学招待所休息。第二天上午，吴再到陈宅与陈寅恪叙谈，陈氏“专述二十年来身居此校‘威武不能屈’之事实，故能始终不入民主党派，不参加政治学习，不谈马列主义，不经过思想改造，不作‘颂圣’诗，不作白话文，不写简体字，而能自由研究，随意研究，纵有攻诋之者，莫能撼动；然寅恪兄自处与发言亦极审慎，即不谈政治，不论时事，不臧否人物，不接见任何外国客人，尤以病盲，得免与一切周旋，安居自守，乐其所乐，不降志，不辱身，斯诚为人所难及；彼台湾、香港之报纸时有记载寅恪兄之近况及著作者，此类记载乃使人民政府及共产党更加意尊礼寅恪兄，以反证彼方报纸传闻之失实而表示我方之确能尊礼学者云尔。其间宓亦插思想改造、教学改革经历之困苦及危机，附述若干友好之生死存亡情事”。

    当天上午，陈寅恪送吴宓《论再生缘》自费油印稿一册，同时赠《辛丑七月雨僧老友自重庆来广州承询近况赋此答之》一首：

    五羊重见九回肠，虽住罗浮别有乡。

    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唯剩颂红装。近八年来草《论再生缘》及《钱柳因缘释证》等文凡数十万言。

    锺君点鬼行将及，汤子抛人转更忙。

    为口东坡还自笑，老来事业未荒唐。

    《论再生缘》，是陈寅恪先前完成的一部书稿，缘起于清华国学研究院时代的学生、时任上海复旦大学教授蒋天枢，于1953年给陈氏寄来一部长篇弹词。此书乃清乾隆年间浙江钱塘才女陈端生所著之长篇弹词小说，所叙内容为元成宗时尚书之女孟丽君与都督之子皇甫少华的悲欢离合的故事，其中青年女子孟丽君乔扮男装，一波三折中状元做宰相，最后在各种阴谋与阳谋的合力夹击下左冲右突，但总是难以突出男性社会的桎梏与圈套。但陈端生只写到十七卷，未完成全稿即殒命，后由另一才女梁楚生与其夫许宗彦续作三卷终结，故后世流传的本子共二十卷。此类弹词小说，因文字通俗，一向不登大雅之堂，文人学者对此类独弹词七字唱之体颇为鄙视。这一好恶在陈寅恪青少年时期同样有所体现，陈氏说：“寅恪少喜读小说，虽至鄙陋者亦取寓目。独弹词七字唱之体则略知其内容大意后，辄弃去不复观览，盖厌恶其繁复冗长也。”但自“中岁以后，研治元白长庆体诗，穷其流变，广涉唐五代俗讲之文，于弹词七字唱之体，益复有所心会”。以至到了衰年病目之日，“偶至再生缘一书，深有感于其作者之身世，遂稍稍考证其本末，草成此文。承平豢养，无所用心，忖文章之得失，兴窈窕之哀思，聊作无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云而”。此为陈寅恪接触和决心考证的心曲。

    自1953年9月，病弱目盲的陈寅恪在授课之余，正式开始《论再生缘》的研究与创作。其过程是先由中山大学派来的助手黄萱诵读，陈氏逐句逐段琢磨思考，每需查找资料，便由黄萱连同陈寅恪的弟子们相助，而后在辨别材料真伪的基础上构思成文，口述于黄萱。对于这段经历，黄萱回忆说：“他的文章取材广阔，每篇都是经过一丝不苟地考虑、慎密精心地结构才口授给我笔录的。虽然这样敬重其事，还要屡经修改、补充。他常把自己的著作称为‘稿’，如《元白诗笺证稿》及《钱柳因缘诗释证稿》（后改为《柳如是别传》）等，即是其例。他说，这都是未定稿，准备有新材料、新见解，便随时修改增补。”如此循序渐进，一部六万多字的书稿于半年的时间撰写完成。

    陈寅恪《论再生缘》，内容主要涉及以下三点：一、考证著者陈端生及续者梁楚生两位才女的身世、家庭背景、环境及作（续）的年代地点；二、论述的内容思想和艺术价值；三、陈氏本人对的感想。当然，陈寅恪对之论，决不是专作考证家的文章，为考证而考证。他在考证的同时，贯穿着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是现代学者对历史往事的追述，更是对当世环境和民族文化兴废的感痛与哀叹。对于的价值，陈氏作了这样的评价：“年来读史，于知人论事之旨稍有所得，遂取再生缘之书，与陈端生个人身世之可考见者相参会，钩索乾隆朝史事之沉隐，玩味再生缘文词之优美，然后恍然知再生缘实弹词体中空前之作，而陈端生亦当日无数女性中思想最超越之人也。”

    所谓“思想最超越”，即陈端生对世俗命运的抗争，特别是一个弱女子以自尊和强悍的作风，穷尽心力摆脱男权社会强加于自己身上的桎梏，追求人性自由和独立精神。然“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即独立之思想，在当日及其后百余年间，俱足惊世骇俗，自为一般人所非议”。这些非议中夹杂了声嘶力竭的指斥与诅骂：如“习成骄傲凌夫子，目无姑舅乱胡行”、“竟将那，劬劳天性一时捐。阅当金殿辞朝际，辱父欺君太觉偏”等。对著中人物不见容时代的悲怆命运，陈寅恪以伤感的语调发出了哀惋的慨叹：“噫！中国当日智识界之女性，大别之，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为专职中馈酒食之家主婆。第二类为忙于往来酬酢之交际花。至于第三类，则为端生心中之孟丽君，即其本身之写照，亦即杜少陵所谓‘世人皆欲杀’者。前此二类滔滔皆是，而第三类恐止端生一人或极少数人而已。抱如是之理想，生若彼之时代，其遭逢困厄，声名湮没，又何足异哉！又何足异哉！”

    此处明白地指出，自由及自尊之思想，不能为世所容。中的主角孟丽君就是作者陈端生本人的写照。而陈端生的遭际又何尝不是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寅恪自身的投影？字里行间显示着陈寅恪为时代和时人所不容的内心苦痛。抚今追昔，不免怅然，陈寅恪发出了如下警世感慨之语：

    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故文章亦臻上乘，其骈俪之文遂亦无敌于数千年　　 之间矣。……再生缘一书，在弹词体中，所以独胜者，实由于端生之自由活泼思想，能运用其对偶韵律之词语，有以致之也。故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举此一例，可概其余。此易见之真理，世人竟不知之，可谓愚不可及矣。

    陈氏强调自由思想的重要乃普世真理，有自由之思想，才能有优美的文学和真正的学术，而世人竟不知，或竟完全抛弃，自是愚不可及。陈寅恪道出这个已被历史检验的事实，显然有借古讽今的意味，以先贤的才智和创造的灿烂文化成果，讽喻今人的无知和陈氏本人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表面上考证一部古代弹词，实在是陈寅恪向世人泣诉自己的遭遇。而更令陈氏感慨万端的是，随着历史的演进，世道人心已随社会环境发生了重大颠覆性变化，民族文化中优秀的懿德敦敏传统已不复存在。当书中讲到端生的妹妹长生不忘怀端生一段时，陈氏更是悲从中来，谓：“观其于织素图感伤眷恋，不忘怀端生者如此，可谓非以势利居心，言行相符者矣。呜呼！常人在忧患颠沛之中，往往四海无依，六亲不认，而绘影阁主人于茫茫天壤之间，得此一妹，亦可稍慰欤？”陈端生本身既无犯罪受过，虽在忧患之中，六亲何至不认？这分明是陈寅恪为自己的遭遇伤怀感叹，心中迸发出的愤懑不平之音。

    “文章我自甘沦落，不觅封侯但觅诗。”这是陈寅恪对全篇的总结，也是他晚年心境和志趣、风骨的映射。

    1954年2月末，《论再生缘》几经修改终于定稿，中国文化史上又一座里程碑式的篇章就此奠定。过去的岁月，无论是在清华园还是颠沛流离于西南之地，陈寅恪每完成一部著作，都请自己的夫人题写封面。《论再生缘》完成了，封面依然由唐筼题写。只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这部闪耀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灵光的稀世珍品，当局不予正式出版，陈寅恪只能自己出资请人用蜡版刻印若干册，分送友人，以示志念。——这便是吴宓在日记中记载陈寅恪所赠《论再生缘》的背景。

    就在陈寅恪《论再生缘》自费油印后不久，前往探访的著名民主人士章士钊把一份陈氏赠送的油印稿带到了香港，后辗转由香港友联出版社出版，一时间海外震动，议论纷纭，谓陈寅恪大师在大陆不但生活艰难，心情悲戚，所述著作都不能出版，只好自费油印小册子分发友朋，此乃实为中共对知识分子迫害的铁证等。海外的议论与政治和道义上的强烈谴责，立即引起北京高层的关注，有关方面与郭沫若、周扬、齐燕铭等负责宣传文化界的大佬交换意见，决定在内地出版陈著和郭氏亲自校订的十七卷本，以回应海外学术界与媒体对陈寅恪艰难处境和著述不能出版的同情、议论与谴责之风浪。——这便是吴宓日记所言“彼台湾、香港之报纸时有记载寅恪兄之近况及著作者，此类记载乃使人民政府及共产党更加尊礼寅恪兄”。而这个“尊礼”当然不是出于对一位学术大师真情的尊敬与重视，而是作为政治集团之间相互博弈的一个砝码，进行斗争的权宜之计，以这个举动来“反证彼方报纸传闻之失实而表示我方之确能尊礼学者”。——历史的诡谲荒谬就在此处，陈寅恪无意中成为中外政治集团博弈的一枚棋子，一旦这个集团不再需要这枚棋子的时候，必然抛之于桌下或垃圾筒桶。事实上，不但《论再生缘》最终未能出版，陈寅恪本人的悲剧性命运也就注定了。

    继《论再生缘》之后，陈寅恪又强撑病体，开始撰写晚年最重要的一部大作《钱柳因缘释证稿》，也就是后来轰动海内外的皇皇大著《柳如是别传》。

    《柳如是别传》堪称陈寅恪学术生涯中“发覆”的“典范”之作。如陈氏所言，对于“才学智侠”俱全的柳如是这样一位民间奇女子，其身世之所以不彰，正是因为“当时迂腐者”和“后世轻薄者”的讳饰诋诬与虚妄揣测，导致人事全非，声名湮没。因此，陈寅恪发出了“明清痛史新兼旧，好事何人共讨论”的感叹，立志“推寻衰柳枯兰意，刻画残山剩水情”。陈氏对著述结构和内容如此安排，除了柳如是本身有“待发之覆”的材料之多，以及陈寅恪对柳氏“情有独钟”，认为是可以与自己在心灵深处对话交流之人外，还有为钱、柳二人翻案的意图。

    在以往的历史叙述中，柳如是不过是明末清初一个倚门卖笑的烟花女子，钱牧斋更是卑鄙无耻的下流人物。1931年5月，傅斯年在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封面上题了如下的几句话：“此老行事奇丑，斯文之耻辱，人伦之败类也。然三十载风流，数朝掌故，其书固不可删，存之益彰其丑焉。”陈寅恪在对钱柳著述“发覆”之后，肯定了柳如是乃一位具有民族大义，有气节、有主见的忠烈才女。而柳如是被厚诬、封杀、讹传、扭曲的生命形态，十分类似于现代中国翻天覆地的历史进程中，中国文化自身的命运。因而陈氏的发覆祛疑工作，透过为钱、柳二人辨诬洗冤的表象，暗含为中国文化现代历史命运清洗烦冤、发覆祛疑的深意。只是限于当时的环境，陈寅恪不得不隐晦地表明钱氏同样是一个“反清复明”运动的中坚人物，而把主角和表彰的光亮更多地移于柳如是身上。

    从《柳如是别传》这部传记大作中不难看到，陈寅恪把西方学术手法运用于研究之中的同时，特别注重首倡于清初顾炎武，而为后世朴学家奉若圭臬的“实事求是”精神。凡立一言，必不拘烦琐地进行大量考证，甚至逐字逐句地排比考辨，而后归纳分析，得出结论。因了陈氏对西方学术研究方法的掌握和运用，比之于清代的传统朴学更高一筹，也更具创新性和突破性。此种长处从两个方面可以明显地看出：一是以诗证史，突破了传统训诂学沉溺于文字音韵的陋习；二是将具体的人与事的“发覆”，以宏观的文化视野放在历史长河大背景下纵横考察对比，借此洞悉“大历史”下人物活动与思想情感变化的幽微，而后从不易察觉或容易被人忽略的情感与事件中，反观在历史进程中所起的积极或消极的作用。在钱、柳二人身上，陈寅恪面对的是“衰柳枯兰”、“残山剩水”，生发出一股惜旧怀春的伤逝之情自属当然。但这只是漂荡于微波之上的浮萍，在浮萍掩映下，则涌动着浩瀚壮阔的急流，只有细读陈氏全文并加以思考探究，方知作者立意深焉。

    虽然，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缺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己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

    寅恪以衰废余年，钩索沉隐，延历岁时，久未能就，观下列诸诗，可以见暮齿著书之难有如此者。斯乃效再生缘之例，非仿花月痕之体也。

    一个倚门卖笑的弱女子，在明清易鼎之际，竟比五尺男儿更看重家国、民族大义，并具有坚持独立思考、拒绝曲学阿世的凛然正气。正是这种将生命体验内化于史料的“心通意会”，才使身处风雨如晦的年代里的陈寅恪发思古之幽情，探文化之良知，求天道之转还；才促使一位目盲病弱的老人，于暮齿之年穷竭心力，为这个被士大夫轻蔑的奇女子立传，以彰显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通过这样一个易鼎时代中的特殊人物，把明末清初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以百科全书式的视野展现于世人。这部“痛哭古人，留赠来者”的大书，以其丰富的史料和精密的排比、考据，“忽庄忽谐，亦文亦史”（陈寅恪语）与穿插其间的陈寅恪天才的感悟融为一体，浓缩了陈氏一生的学养和志趣，无疑是百年中国一位大学者奉献给人类的创世纪之作。

    正当陈氏于钱、柳内心世界跋涉追索，借此抒发心志之时，吴宓到访并有了陈寅恪《辛丑七月雨僧老友自重庆来广州承询近况赋此答之》赠诗。吴宓不愧是陈氏的知己，对于这首诗的喻意，自是心领神会。诗中的“五羊重见”，自是指广州中山大学康乐园陈、吴重逢。第二句似谓陈寅恪虽身在岭南，而心灵的寄托实在别处。颔联的第一句，自是指一次次政治运动，使得陈氏教学徒遭白眼、嘲讽与批判，甚至性命堪忧。而“著书唯剩颂红妆”，是此诗情感思想最为关键所在，可视为该诗的诗眼。就浅显的喻意而言，尽管此时陈寅恪教书和撰著都不合时宜，但坚守民族文化岿然不动，继绝扶衰，为这一文化命脉的延续苦心孤诣，寻觅精研，以泽被儒林，传香火于后契。此举正应了明末清初一代大儒顾炎武“人间尚有遗民在，大节难随九鼎沦”之精神风骨与文化血脉涌动不息的预言。《柳如是别传》通过一代奇女子柳如是的缩影，既是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光荣历史，更是陈寅恪人生追求与思想信念的光辉写照。

    对于陈寅恪的赠诗与谈话，9月1日，吴宓在日记中作了如下纪述：“坚信并力持：必须保有中华民族之独立与自由，而后可言政治与文化。若印尼、印度、埃及之所行，不失为计之得者。反是，则他人之奴仆耳。”又“细述其对柳如是研究之大纲，柳心爱陈子龙，即其嫁牧斋，亦终始不离其民族气节之立场，赞助光复之活动，不仅其才之高、学之博，足以压倒时辈也。又及卞玉京、陈圆圆等与柳之关系，侯朝宗之应试，以父在，不得已而敷衍耳。总之，寅恪之研究‘红装’之身世与著作，盖藉此以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意存焉，绝非消闲、风流之行事……”

    因环境和时间限制，此时的吴宓只能记述大概，对陈氏的思想情感及其诗文和写作《柳如是别传》更深层的用意，不可能全面深刻理解，何况当时没有时间详细翻阅陈氏这部大著。其中一个明显的隐喻，吴氏似没有意会。就在吴、陈相会的半年前，即1961年2月，毛泽东发表了他那首一夜之间传遍大江南北的《为女民兵题照》七绝诗：“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妆爱武装。”

    面对中华大地一片喧腾，喊杀之声此起彼伏，刀光剑影中红妆尽退，绿装丛生，开创了千年未有之一大变局，双目失明但心灵敏感的陈寅恪已经预感到了什么。几年之后“文革”爆发，五尺之枪的子弹不是射向美帝苏修，而是瞄向了从各行各业、特别是文化教育界拖出来的知识分子的头颅。那捆扎于绿色军装中间宽大厚重的铜头皮带，所抽向的目标正是陈寅恪、吴宓之类千万教授和自由知识分子那薄薄的脑壳。面对即将到来的“摧枯拉朽”的革命风暴，陈寅恪企图在历史文化进程的险绝处，以“颂红妆”的独特方式，提示世人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只是山河已改，大势已去，他所有的用心和努力，只能落得个“衰泪已因家国尽，人亡学废更如何”了。

    9月3日早晨，原岭南大学校长，时从中大普通教授晋升为中山大学副校长的陈序经，请吴宓到家中共进早餐。席间，陈氏谈到在西南联大任教时与吴宓的友谊，以及南开大学的张伯苓、张仲述兄弟、经济学家何廉等故旧好友。在谈到陈寅恪时，陈序经特别提及陈氏由北平南飞转至上海后，给时任岭南大学校长的陈序经发电，有南来之意。陈序经表示“竭诚欢迎”，陈寅恪一家始往广州。又谈到“解放后寅恪兄壁立千仞之态度：人民政府先后派汪篯、章士钊、陈毅等来见，劝请移京居住，寅恪不从，且痛斥周扬（周在小组谈话中，自责，谓不应激怒寅恪先生云云），今寅恪兄在此已习惯且安定矣”。

    当天晚上，吴宓往陈宅辞谢并晚餐，决定于第二日告别陈寅恪一家北返。此为吴宓与陈寅恪自哈佛同窗以来五十年中所见的最后一面。临走，陈寅恪有《赠吴雨僧》诗：

    问疾宁辞蜀道难，相逢握手泪汍澜。

    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

    因缘新旧意谁知，沧海栽桑事已迟。

    幸有人间佳耦在，杜兰香去未移时，玉谿生重过圣女祠诗原句。

    围城玉貌还家恨，桴鼓金山报国心。

    孙盛阳秋存异本，辽东江左费搜寻。

    弦箭文章那日休，蓬莱清浅水西流。

    钜公漫诩飞腾笔，不出卑田院里游。

    陈诗前四句自是抒发两位老友相隔千里，道难路险，相见时难别亦难的感慨。接下来则暗含吴宓的爱情姻缘。

    吴于1929年与结发之妻陈心一离婚，此后开始了漫长而又徒劳无功的追逐心中的“圣女”毛彦文的生涯。当追毛的单相思大梦彻底告破后，于1953年在西南师院与邹兰芳结婚，未及生儿育女，邹又因体弱多病而病逝。邹的去世，给刚刚尝到一点爱情滋味的吴宓又是一个沉重打击。因而每到吃饭之时，再次沦为单身汉的吴宓必放置两双碗筷，以为去世的邹妻留有位置，借此表示思念之情。几年之后，寂寞难耐又无处寻觅女性以结百年之好的吴宓，复又生出与前妻陈心一复婚的念头，并于1959年1月29日致函陈寅恪夫妇请其参谋。函中大意说：“心一素健，而近者屡病，忧其将先宓而逝。昔读顾亭林晚年《悼亡诗》，尝生感而思及心一，以心一昔曾为宓钞写之《学衡》文稿，又寄发外人订阅之《学衡》各期，助成宓之理想事业，亦犹如亭林夫人之‘北府曾缝战士衣，酒浆宾客各无违虚堂一夕琴先断，华表千年鹤未归。’云云。”

    陈寅恪夫妇接信后，很快复函，对吴与发妻复婚之事极表赞同。吴宓接信后做了如下记录：“正午，接陈寅恪兄一九五九年二月十日复函。极赞宓与陈心一复合。录去年夫人唐筼稚莹六十生日，寅恪撰赠联云：‘乌丝写韵能偕老，红豆生春共卜居。’‘（寅恪）自谓此联可代表十年生活情况也’。宓按，上句叙寅恪目盲，夫人为作书记。下句指人民时代红色政权同屈子之安命居南国也。”

    陈寅恪之诗，除了叙述自己的境遇，显然是想勾起吴宓对往昔时光的回忆，并将这份温情投射到与陈心一破镜重圆的美好现实中。想不到吴宓前瞻后顾，左右摇摆了两年，与陈心一复婚之事仍无结果。因而，当他此次拜访陈寅恪夫妇即将离别的时候，唐筼专门让小彭把在广州的吴宓与陈心一所生长女吴学淑召到家中，与吴见面并共餐，以让吴宓真切感知儿女亲情，重温与发妻陈心一共度时光的旧梦。因吴宓已明确离广州后将重游北京并会见时在北京定居的陈心一，唐筼除了复劝吴抓住机会与原妻和好外，还敬重其事地赠陈心一方糖一包，强行让吴宓转赠。同时赠诗二首，其中末首为：

    送雨僧先生重游北京北望长安本有家，双星银汉映秋华。

    神仙眷属须珍重，天上人间总未差。”

    唐筼之诗，明确表达了期盼吴、陈复婚的良好祝愿。遗憾的是，吴宓北返，仍在合与分之间反复无常，终于无果而终。

    9月4日晨，吴宓自中山大学招待所出发，乘车赶奔火车站，登上了开往北方的火车。陈寅恪诗中一句“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竟一语成谶。

    9月6日晨，吴宓抵达北京。先后会见了贺麟、李赋宁、金岳霖、钱锺书、杨绛等昔日清华同事、弟子。贺麟对吴宓任教西南师院颇为惋惜，认为是虎落平川，难有容身和发挥才学之处，日后必然遭到犬欺。同时贺告诉吴一个消息，中共掌管宣传和文化的大员周扬“尝公开主张，应调取宓为中央文史馆研究员，命宓住居北京，专力续译沙克雷之小说。贺麟欲陪导宓往谒周扬，宓惧祸，辞未往。惟此事而论，周扬实际上宓之真知己，亦‘可人’哉！”据吴宓在《自编年谱》中所说，早年创办《学衡》时，曾翻译过英国小说家沙克雷的小说《钮康氏家传》（。M。the　 Newcomes”），并在《学衡》连载，每期登一回。此为吴宓一生中最得意之译作，也受到外界广泛关注和好评，周扬当时应为关注者和好评者之一，因而几十年后产生了想调吴宓入京继续从事这项翻译工作的想法。当贺麟对吴宓透露这一消息并欲拉吴顺杆往上爬时，已对政治有了警觉的吴宓没有响应，内中原因，许多年后吴宓在校订《自编年谱》时作了这样的解释“若竟从之，后来周扬得罪，宓必致牵连。然谨慎不往，伏处西师，1968年以后仍受种种之惩罚与斗争，则何如其往耶。”

    纵观吴宓一生为人处事，憨厚有余而精明不足，结识的敌人与仇家自不必说，往往在许多时候被不怀好意的同事、朋友，甚至弟子引入早已挖好的坑中，上当受骗，落入无妄的屈辱与灾祸之中难以自拔。但这一次却是少有的异数，吴清醒而自尊地作了拒绝，在当时看来，这个抉择是明智的。至于日后于西师遭受的侮辱与肉体折磨，就不是吴宓的心智所能控制的了。

    1961年9月13日早晨，吴宓在元配夫人陈心一住处检视从昆明运回、存放于此处的两箱书籍，作了妥善安排，准备离开北京。早餐时，吴宓面对陈心一贤慧的性格和殷勤伺候，想起陈寅恪夫妇、特别是唐筼再三让自己与陈氏复婚的殷切叮嘱，有些动情，但仍心神不定，无法下定决心剖白心事。联想到自己年已六十七岁高龄，陈心一也衰老了，此次分别，未必再能相见。想到此处，“忽觉悲从中来，几于食不下咽”。餐毕，吴宓在陈心一和友人陪同下于北京火车站登上了西去的列车，吴、陈这对恩怨夫妻就此永诀。

    吴宓此次西行，除应陕西师范大学之邀前往讲学，还在妹妹吴须曼陪同下由西安返回家乡泾阳安吴堡探亲访友，此为吴宓离开安吴堡五十一年后首次返回故土，自是感慨良多。吴在安吴堡住一宿，于9月17日返西安，旋回重庆西南师院。此次重返，等待他的自然不是鲜花美酒，而是陷阱和地狱。

    吴宓先是被内部监控使用，继之作为“资产阶级教育思想腐蚀青年”的典型受到一次次批判。到了1964年，吴宓原拟在暑假、十月上半、十二月下半请假再度南下，探望他一直挂念于心的陈寅恪夫妇，并打算在中山大学“住半年，为寅恪兄编述一生之行谊、感情及著作，写订年谱、诗集等”。但三次出访计划和努力均告落空。随着最后一次南渡化为泡影，吴宓悲剧命运的高潮大幕随之开启。1965年初，“四清”运动全面展开，吴宓被革出教师队伍，不准再授课，属他所做的是接受师生批判与校内组织的劳动改造。

    1966年，“文革”风潮突起，吴宓被打成“牛鬼蛇神”和“反动学术权威”关进“牛棚”，成为重点批斗对象。除了站“斗鬼台”接受批斗，还要戴白纸高帽游街示众，接受众人的打骂与人格侮辱。其间，大量日记、文稿、藏书遭到洗劫，落入学校造反派手中的一部分，则一一审查，看是否能从字缝里找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证。吴宓早年以“学衡派”代表闻名学界，一生提倡国学，无论是板书、钢笔字，几十年来一直为直行书写，正体字。当文稿、日记被查抄后，红卫兵从字缝里没有找到反革命吃人的罪证，却从书写格式和字体本身找到了“罪证”，遂进行大肆批斗。生性耿直、倔犟的吴宓内心不服，说毛主席诗词也有繁（正）体字，难道他老人家也反党反社会主义？话刚一出口，就挨了两个大嘴巴，接着被红卫兵卡住脖子按倒在地，拳脚相加，揍了个鼻青脸肿。最后拖下去的时候，一红卫兵头目喝了一句：“毛主席写繁体字是革命的艺术，你吴宓写繁体字就是反革命的祸水。”言毕，朝已呈面条状的吴宓臀部猛踹一脚，吴立扑，躺在地下半天动弹不得。

    1969年4月27日，吴宓与中文系“牛鬼蛇神”教师七人，被学校工宣队、专政队押解到离重庆七百里外的梁平县乡间的西南师范学院分院劳动改造。在一次批斗大会开始前，专政队派出一群革命小将拖着吴宓向会场狂奔，接近食堂时，身体虚弱的吴宓已跟不上小将们的步伐，身体下坠，高呼饶命。专政人员见状，怒火顿起，几个小将把吴宓身体架入空中，像投掷麻袋一样猛地向前推出，吴宓从空中落下一个踉跄扑倒在坚硬的铺砖地上，当场左腿骨折，痛得在地下打滚儿。少顷，小将们把吴宓架上一张桌子做成的“斗鬼台”开始批斗。吴宓站在台上，疼痛难忍，汗如雨下，未斗几个回合就从台上滚落下来昏死过去。专政组人员见状，认为吴宓以装死的手法抗拒革命行动，罪加一等，于是令人将其拖到一间密不透风的小黑屋关了起来。半夜时分，吴宓从昏迷中醒来，面对漆黑的四壁，不知身在何处，疼痛与饥饿使他难以忍受，遂趴在坚硬的地上，抬起浮肿的手拍打着上锁的木门喊道：“我是吴宓教授，给我开灯……我饿得很呵，给我一碗稀饭吃吧……我是吴宓教授，给我水喝……”

    断断续续的声音在暗夜中传出，哀惋凄厉，撕人心肺。只是任其如何拍打叫喊，不见一个人影前来探望，直至吴宓力尽泣血，声音由沙哑转为全哑的三天之后才被放出。经此一番折腾，吴宓左腿致残，膝关节脱臼，多日尿血不止，全身浮肿疼痛，只有拄杖才可站立。尽管如此，专政人员还要强令其早晚架拐在广场“练习行走”，稍一停留即遭到拳打脚踢和几个响亮的耳光。6月21日，在专政组人员押送下，吴宓得由梁平回到重庆西南师范学院，经人背负回宅。对于这段经历，《吴宓日记》有载：“宓受一生未经历之苦，凡五十七日。”

    1971年，因战备原因，西南师范学院被强令迁往梁平县、忠县农村办学。吴宓向校党委写报告请求“年老衰弱留校劳动”，未被批准，仍以戴罪之身被遣送到梁平县屏锦区七间桥农场劳动改造。其间独住一无顶、席墙，逢雨即漏水的工棚内，睡的是重叠的马槽式床板，生活困顿。1月29日上午，身在校舍的吴宓突然感到身体不适，一种锥刺般的隐痛与不祥预感在心中弥漫，心坎里生出一股从未有过的苍凉与悲哀。在极度的苦痛、忧伤中，吴氏隐约感到了什么，他身披大衣卧床朗诵王国维《颐和园词》，继之默吟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直至“涕泪横流，久之乃舒”。

    自这天起，陈寅恪的身影不断在吴宓睡梦中出现，且经常梦到二人在一个世外桃源秉烛长谈，直到洞外出现狼嗥虎啸或令人恐怖的巨蟒盘亘在洞壁上，吐着长舌发出“滋滋”瘆人之声，惊醒的吴宓抹着满头汗水，才知是南柯一梦。如此这般，吴宓于恍惚中度过半年，陈寅恪仍是音信全无。痛苦与思念皆达到极致的吴宓于同年9月8日，提笔给中山大学革命委员会写去一信，以老友的身份询问陈寅恪状况。信曰：

    广州国立中山大学革命委员会赐鉴：

    在国内及国际久负盛名之学者陈寅恪教授，年寿已高（1890光绪十六年庚寅出生）。　　 且身体素弱，多病，又目已久盲。——不知现今是否仍康健生存，抑已身故（逝世）？其夫人唐稚莹女士，现居住何处？此间宓及陈寅恪先生之朋友、学生多人，对陈先生十分关怀、系念，极欲知其确实消息，并欲与其夫人唐稚莹女士通信，详询一切。故特上此函，敬求　 贵校（一）覆函　 示知陈寅恪教授之现况、实情。（二）将此函交付陈夫人唐稚莹女士手收。请其覆函与宓。不胜盼感。附言：宓1894年出生，在美国哈佛大学与陈寅恪先生同学，又在国内清华大学及西南联合大学与陈先生同任教授多年。1961年宓曾亲到广州贵校，访陈先生及夫人（时住居岭南大学旧校舍内）。自1950以来，宓为重庆市西南师范学院教授（1958以后，在中文系）但自1965年起，已不授课。现随学校迁来梁平新建校舍。覆函请写寄“四川省万县专区，粱平县，屏锦镇、七一房邮局，交：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师，吴宓先生收启”。即致敬礼。

    1971九月八日吴宓上吴宓的信发出后如泥牛入海，始终未得到回音，在焦灼等待中，只有默默吟诵陈氏诗文以舒解心中积塞的郁懑与思念之情，心中渴盼与老友再次相聚的日子。但这一切，只能成为一个布满尘土的残梦萦绕于心间。其时正在劳改的吴宓自然不会知道，当他伏案写这封信的时候，陈寅恪已去世一年零三个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