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虎落平川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岳南 本章:第二节 虎落平川

    1949年4月20日,解放军开始横渡长江,24日南京解放。29日,吴宓于慌乱中作别风景秀丽的珞珈山,由汉口乘飞机到重庆,“初意本欲赴成都,在川大任教授而在王恩洋主办之东方文教学院讲学,但因行途不便,遂止于渝碚,而在私立湘辉文法学院任教授,并在梁漱溟主办之私立勉仁文学院讲学。此时,宓仍是崇奉儒教、佛教之理想,以发扬光大中国文化为己任”。11月30日,重庆解放,为中央直辖市与西南军政委员会(大区)驻地。1950年4月,吴宓任重庆沙坪坝四川教育学院外文系教授,兼任重庆大学外文系、北碚相辉学院、勉仁学院教授。同年10月,四川教育学院与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奉命合并建立西南师范学院,吴宓与方敬、赖以庄、郭豫才等七人为院务委员会委员。历史进展至此,吴宓后半生的生死荣辱,就紧紧地和这个新组建的西南师范学院捆绑在了一起。

    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在全国展开,吴宓踊跃参加,并于7月8日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改造思想,站稳立场,勉为人民教师》长文,委婉地表达了自己一直坚守的文化观,并放言:“中国即使亡于日本或任何国家,都不足忧,二三百年后中华民族一定可以恢复独立驱除异族的统治,但若中国文化灭亡或损失了,那真是万劫不复,不管这灭亡或损失是外国人或中国人所造成的。”此文后由《光明日报》转载,于全国文化教育界轰动一时。同年10月,西南师范学院在院系调整中扩大建制,并从沙坪坝迁往重庆北郊缙云山麓的北碚。吴宓自此定居北碚,后半生的一切爱恨情仇、悲欢离合都将在这里展开。

    此时的吴宓尚有点天将降大任于斯人,沾沾自喜的感觉,认为:“四川(西南)学生一样聪敏好学,而需要一位西洋文学通博详实而又授课讲解认真且得法之好教授乎?目前具此资格者在重庆(在西南地区)实只有宓一人,是故为国家计,真应遣派宓驻此地区。”怀揣这样一种悲天悯人的文化情怀,以中国文化托命之人自承的吴宓,在新的时代大潮中,精神亢奋地在各种会议场所大呼小叫高嚷“我是一块砖,走到哪里任党搬”之时,又交了桃花运,重庆大学法律系一名叫邹兰芳的学生暗恋上了他,尽管吴宓已是60岁的老人,面对这个20多岁纯情少女的示爱有点不好意思,但小邹很严肃认真地告诉说,当今时代天底下最帅的帅哥,就是一代情痴吴雨僧,表示从此之后,生是吴家的人,死是吴家的鬼,非吴不嫁。吴氏听罢,自是感动不已。1953年,吴宓与邹兰芳钻入花烛绽开的洞房,结成了百年之好。可惜百年尚未到来,仅过了两个春秋,小邹就不幸病逝,未留子嗣,吴宓后半生短暂的婚姻生活就此结束。对渐入老境的吴宓而言,这场恋爱与婚姻,似是昙花一现,又像大梦一场,其间的痛苦多于幸福。小邹死后,吴宓复入孤苦零丁的老年单身汉行列,直到死去,未结姻缘。

    1955年,西南师院外语系取消帝国主义的英语专业,改设社会主义老大哥苏联的俄语,吴宓虽精通英、法、德、拉丁语等欧美语系,但偏偏不懂俄语,身价暴跌,只好由外语系调任历史系世界古代史教研室讲授世界史。此时的吴宓仍满含热情把身心投入学校建设和教学研究中,见学校图书馆藏书不丰,特别是稀缺的古旧书更少,便致函北京的亲属,把战前藏于其家中的一千余册书籍寄往重庆,无条件赠与西南师范学院图书馆。这批书中,其中多数是难以在市面上购到的好书,一部分为罕见的善本、孤本,甚至吴宓留学美国时购买的外文书籍。也就在这一年,吴宓没有登台讲课,仅参加各种学习,其内容包括批胡适、学辩证唯物主义、自我检查与批判、工会组织生活、学习宪法等,搞得苦不堪言。对此,吴在日记中载道:“近半年来宓未作诗,少读书,惟碌碌于上列十事,开会、听讲、撰公文、填表格,故身劳而心苦,至乃每日无时休息,每夕不外出散步,朋友书信断绝不复,诗不作,更不亲圣贤典籍、古典名著,于是志愈摧、气愈塞、情愈枯、智愈晦、神愈昏、思愈滞,而身愈瘦、肢愈弱、目愈眩、发愈白、容愈蹙、胆愈怯,尚不足为重轻者矣!”

    1956年,全国高校进行工资普调与教师定级,西南师院评审组一致评吴宓为一级教授,但吴连写二信坚辞,提出只要三级,并云:“共产党对宓太好了,宓怎能提过高的要求呢!”据知情者说,吴宓之所以如此高调对待此事,是暗中受了高人指点,其主题一是谦,二是避。谦是天生固有的谦虚性情和文化良知;避是避校内共产党出身的年轻干部,彼辈都在二级以下,吴宓怕在个人利益问题上,超过这些不学无术但整人有方的掌权者,招致忌妒,引来祸端。后经民主党派人士曹暮樊(原勉仁学院同事)劝说,遂定为二级教授,月薪272。5元。吴宓尚来自奉甚俭,衣食住用甚为俭朴,到手的工资大部分长期用于资助亲朋和困难学生,定级后的工资分配情形依然如故。为表示自己积极上进,吴宓经常公开讲一些“愿终老余年,报共产党于万一”之类迎合时尚的话语。只是吴宓并不善政治辞令,常常弄巧成拙,有一次在政治学习会上,吴慷慨激昂地表态道:“宓在旧中国生活了几十年,国民党是我的亲妈,共产党是我的后母,我的亲妈死了,我的后母对我很好,超过我的亲妈,我更爱我的后母。”此番不伦不类的蹩脚比喻,先是引起一阵窃笑,继之惹怒了台上端坐的那些以共产党为亲妈、且“用乳汁哺育了我”的领导,吴宓遭到一顿痛斥,灰头土脸地退出会场。

    1957年1月,在重庆市教育工会主办的敬老会上,吴宓再次有点不识时务地坦陈与中央高层意见相左的言论,公开反对废除正体汉字和使用简体字。同年6月,根据中央“引蛇出洞”的“阳谋”,重庆市高校、文化系统展开“大鸣大放”等行动,一些“牛鬼蛇神”纷纷出洞,各抒己见。据6月3日《重庆日报》报道,西南师范学院的外语系熊正伦、秦荫人,历史系吴宓、孙培良,教育系郝庆培、邓胥功,地理系王钟山等教师,“在发言中,一致主张高等学校仍然应当实行党委领导制,但须克服缺点,扩大民主”。而“吴宓认为学校还是要用党委领导制,但他主张实行在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使院长职权分明,名实一致。吴宓和郝庆培都主张在学校设立学术委员会,负责评级、升级等、审查论文、办理学报等”。想不到十几天后,中共开始收网,出洞的“牛鬼蛇神”基本尽数装入网中,作为“右派分子”和人民的敌人接受革命群众的批斗。短短几日,西南师院揪出的“右派分子”多达612人,如此惊人的数字几乎居全国高校之首。落入圈套的吴宓终于回过味来,对自己的命运和国家民族前途痛心疾首。从这一时期的吴宓日记中,可见出他对当时的社会形势、天命人事的分析评判以及内心的恐惧与痛苦:

    1957年6月24日:“此次鸣放与整风,结果惟加强党团统治与思想改造,使言者悔惧,中国读书人之大多数失望与离心,而宓等亦更忧危谨慎与消极敷衍而已”。

    6月28日:“昨接龢六月二十一日函,有云,‘近读夏侯湛《东方朔画赞》,洁其道而秽其迹,清其质而浊其文。人间何世,其用心亦良苦矣。’后之读宓日记者,可知宓近来每日费时费力于何等事。读书且不能,遑言著作?自适且不能,遑言益世?牺牲   一切,放弃百事,只办得全身苟活免祸,以获善终。而已。”

    7月3日:“今晚闻豫言,今日下午4:30本校民盟会中,萧华清宣称,澄等之罪甚重,劳动改造仍不足蔽辜,云云。”(南按:豫,指郭豫才,历史系教授、系主任。萧华清是1925年加入中共的老党员,时为重庆市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委员、民盟重庆市委主任委员。澄,指的是民盟西南师院支部负责人、师院副教务长、历史系教授李源澄,因此时民盟已被视为“章罗同盟”,作为民盟负责人之一的萧华清差点被打成“右派”,只因其与中共重庆市委书记任白戈有师生之谊,任氏出面保他过了“反右”关。对于这位已倒霉的下属李源澄,萧华清自然要以批判的态度来“划清界限”。)7月4日:“此次知识分子被谥为右派,一网打尽。其存心者伈伈伣伣,苟合取容。无学、无才、无德而阴狠忌刻,又诌谀逢迎,如今西师中文系、外语系、教育系、历史系主任之魏、赵、普、郭诸君者,皆固位得志,而肆行报复矣!”“早寝,而以终日参加此运动,神经受刺激过度,久久不成寐。”

    7月7日:“上午复阅并整理五至六月‘鸣放’期中之《重庆日报》,寻其议论之踪迹,则今日被罪斥之右派分子,如鸟之始出巢,弋人早弯弓张网以待矣。”

    7月11日:“连日开会,宓虽未受检讨,且少发言,亦已极昏倦,夜遂失眠。神经受刺激太多,耳鸣不止。”

    7月12日:“晨阅昨报,凡鸣放中略抒感愤不平者,悉为罪人矣。此次鸣放及反击右派,只为侦察不轨,铲除异己,并坚定全国知识分子之社会主义立场,加强其思想改造而已,整风徒托辞耳。即如本校中文系之腐败与改良办法,樊既以获罪,谁敢复言之耶?”

    7月22日:“今夕闻赖公言,昨遇委夫妇见告,澄已得疯疾,见委亦怒斥之曰:‘汝亦来打击我乎?’呜呼,经此一击,全国之士,稍有才气与节概者,或疯或死,一网打尽矣!”(南按:指李源澄被斗疯。委,即李源澄之弟李源委,时在西南师范学院图书馆工作)8月10日:“连日校内获罪者益多,如总务长叶诚一,图书馆职员侯文正,其父叔兄均诛戮,本人以多言得咎。史三学生赖澄,已奉电回校皆成为右派分子。宓细察此次定罪之径路及范围,要以全国各地章、罗之党羽、民盟之活动为主;故在西师,以澄为中心首犯,若……等,皆视为澄民盟活动之谋逆从犯。”

    当此之时,作为民盟西师负责人的李源澄,并未像西师其他一些“右派”如董时光(教育系讲师,后死于劳改地)、陈东原(教育系教授)、罗容梓(教育系教授,后死于“文革”中)、孙铭勋(中文系教员,后死于大饥荒)那样有过激烈的“鸣放”言论,但仍被网罗于密网被打成“右派”而折腾成一个胡言乱语的疯子。在这个足以笼罩整个中国天空大地的天罗地网中,吴宓自是学校当局、特别是他所在系的头头们早就想捕获的一条“大蛇”,只因在鸣放中途吴宓有些警觉,加之受到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世外高人指点,遂利用群兽合围、争抢骨头,直至为分功行赏、老鼠动刀——窝里反——的短暂空隙,左躲右闪突出重围,成为一条漏网之蛇。

    侥幸躲过一劫的吴宓,在惊出一身冷汗的同时,也真切地领略到新政权的利害。于是心绪惴惴,蛰伏在草丛中喘着粗气,瞪着眼睛观看着学院操场上一批又一批被牵出来批斗,并不时被打翻在地的“右派分子”。物伤其类,兔死狐悲,从这些“右派分子”所遭受的痛楚,吴宓仿佛看到了自己的未来,悲哀愁苦中四处访问同事,探听消息,惶惶然不可终日,但又难以掩饰心中的悲愤与文化良知。8月16日夜,吴宓在读《史记·秦始皇本纪》时,悲愤交加地在日记中记下了这样一段话:

    二世元年,赵高曰:“……明主收举余民,贱者贵之,贫者富之,远者近之,则上下集而国安矣。”按近今阶级革命以得天下,实亦用此术者也。

    8月18日日记中再记:

    晚访新,病卧。(南按:新,即西师教授。)新述八月十五日下午,经忠、艺、修三人来盘问后,写就二次检讨书缴入,未知能过关否?……新悲叹,自悔昔在燕京时仰望共产党之非,而今则无术远遁,宁愿原子弹从天而下,毁灭此无人性、不合理之中国,亦所乐矣!

    此处所说的燕京,指北平,或指北伐成功前的北京。所谓自悔如今“无术远遁”,用在吴宓身上似更切实恰当。据吴宓在“文革”中的交代材料“坦白”,除了1948年放弃赴美讲学机会外,1949年2月,“香港大学征求一位中国学者去作教授(讲座),用英语讲中国史及中国宗教哲学大要,友人欲以宓荐,且云‘必成’。宓即去函阻止”。又,1949年10月,“钱穆在香港,和知友们办一东亚文学院,寄来章程及课表,以‘学术主张及宗旨素同’,力劝宓赴港共事。宓谢却之。”“快到解放时,宓自己决定,不问祸福如何,我决定不到外国去。”据说傅斯年到了台湾后,曾致函吴宓劝其赴台任教,而吴亦未应允。

    当国民党军队被解放军全部赶出大陆的时候,国门被钢铁一样坚硬厚实的幕布封锁,蓝色的天空罩上了巨网,可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生活在无产阶级专政铁拳之下的各色人等,即使身上插上翅膀也难以越过沉沉的密网流窜到边境之外,更不可能像狡兔一样有三个洞窟藏身避难,只有像被堵住老窝的兔子或其他蛇兽,老老实实地等待被捕获后,或披皮,或开膛,或下油锅任意处置了。正是曾经有过的诸多前缘和机会,才使包括吴宓在内的一批陷于绝境的自由知识分子,发出了如此悲恨交加的哀鸣。只是想象的原子弹没有从天空落下,而吴宓与他的许多同事却一步步走向了“自绝于人民”的毁灭之途。

    9月29日,吴宓日记载:

    “上午8—9时,委来,详述其兄澄之疯疾情形……昔1951雪之疯也(南按:指1951年西师女职员张宗芬在镇反运动中被疑为“特务”而致疯),宓犹能挺身而出,为求医,治之愈,且护其儿,多方援助,不恤人言,不畏嫌疑雪为反革命之妻。今于交久谊深之澄,宓乃不敢至其家一探视,亦不能延蔡医为之诊治,足见今日法网之密,禁令之严,亦可见宓之衰老畏怯,见义无勇,自视实毫无人格,有生如死者矣。”

    吴宓述及的这位李源澄,于1958年5月,在凄风冷雨中发疯病重死在床上,时年51岁。李死后,院方将其夫人及女儿送回李的老家四川犍为县农村务农。而李的遗稿无人收拾,遂皆散失。据说李在一个短暂的清醒之时,将他撰写的一部《魏晋南北朝史》书稿托付给挚友吴宓,以待将来出版之日。想不到吴宓很快就成了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而随着吴宓遭遇的一连串不幸,这部书稿亦不知所踪,徒让后人空为扼腕。

    此时的吴宓已调往中文系,讲授古典文学、外国文学等课程。西南师范学院又掀起了“拔白旗”与“开展教育革命运动”高潮,至6月达到鸣放最高峰,在短短的两周内,全院师生共写大字报3660142张,平均每天30万张。就在这个运动的风口浪尖上,吴宓在一次课堂上竟惹下了奇祸。其因是为学生讲解“犹……况……”结构和“者……也……”的句式用法,因一时兴起,吴脱口说出了两个例句:“吴宓者,西师之教授也。”“三两犹不够,况二两乎?”同学们听到如此风趣幽默的句子,禁不住大笑起来,台上的吴宓也得意地吐了下舌头,露出了孩子般天真的笑容。

    这个时候,吴宓和同学们并不知道,暗伏在课堂中的“积极分子”,立即意识到后一个句式隐含的政治内容,一下课即向学校教务处专门负责收集“教学意见”,实际是地下“情治工作”的人员作了秘密汇报。此时中国大陆经济陷入困境,物资日益匮乏,遍布中共控制区的大饥荒已经来临,成千上万的人被活活饿死,各机关、厂矿、企业、学校的工作人员实行配给制,粮油定额不一,但都难一吃饱。吴宓心有所感,顺口而出佳句。想不到这一句式被学校当局认为是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路线,吴宓受到校领导的严厉批评,责令其第二天在课堂上向学生公开检讨,吴宓自是战战兢兢地一一照办。自此之后,吴宓的“三两犹不够”作为经典的“罪证”,成为历次运动中革命群众批斗的靶子。为防止吴氏继续在讲台上借机“放毒”,学校领导将其当做“白旗”拔掉,不再为学生开课,只偶尔让其辅导一下中文系和外语系两三个立场坚定的青年教师。

    1959年1月,《西南师范学院学报》发表了中文系学生撰写的长篇战斗檄文——《批判吴宓先生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的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文章认为吴宓在课堂教学中宣扬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天才论”、封建迷信“有神论”,严重的“厚古薄今”和“烦琐的考证”。这一切散发着“毒气”的“论”,作为吴宓的一大罪证,像摆脱不掉的影子一直伴随终生,直到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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